三、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两次繁荣与衰退

明初，整个中国经济一片凋敝不堪。由于元末官府腐朽统治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加上元末二三十年农民起义和国内战争的摧残，从北方中原地区到南方各郡县，均“土旷人稀”。面对社会的凋敝，朱元璋首先采取的是“修养生息”和“重农务本”的基本国策。在政治方面，朱元璋制定严律，吏治朝政，强力整顿紊乱的社会秩序。在具体的经济政策方面，组织农民大举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工具，鼓励棉花、茶、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全面促进农业的发展。对于工商手工业，除继续采用元朝的“匠户”制度外，朱氏王朝还采取措施严格控制私人商贾的经营活动，推行一系列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从明史来看，到了正统(1436年)、成化(1465年)时期，尤其是从嘉靖(1522年)到万历(1573年)年间，朝廷官府逐渐放松了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管制，民间市场从而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随之，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在嘉靖与万历年间，民营手工业和商业均有空前发展，以致许多学者认为，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的工商业和技术发展水平相比，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工商业最繁荣的国家。

明朝中后期，曾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从成化(1465年)时期开始，明王朝朝纲废弛，政治日趋腐败，加上皇帝带头掠夺国民财富，官绅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社会格局中，由于朝廷官府放松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约束和箝制，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腐败，没有对市场经济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的繁盛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结果就出现了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与市场经济发展并存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历史格局。

这种格局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来。首先，随着棉花在明代大范围的推广种植，当时中国的纺织业非常发达。除纺织业外，明代的冶金业从明初就一直很发达。有历史学者估计，明代永乐初年中国的铁产量，已经相当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全部产量。但是，明朝初期，中国的冶金业主要控制在官府手中，只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民营冶金业才迅速发展起来，并最后几乎全部取代了官营冶金业。综合考察明朝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手工制造业、采矿业、冶金业、商业、交通运输、对外贸易以及城市化的动态发展，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国已经再次走到近代市场经济的大门口。

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的社会格局又维系了近百年。然而，尽管在缺乏完备的产权法律制度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可以在一段历史时期中得以成长和发展，但社会是不可能在日趋恶化的政治腐败中长久维系的。明朝后期朝纲废弛，经济衰败，国家政治机器瘫痪，加上全面的财政危机和天灾人祸，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发生。随着清人入关，统治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走向末日。

1644年大清帝国建立后，最初亦沿袭历代王朝屡屡采用的重本抑末基本国策，并在清初几十年推行了非常严苛的禁海令。然而，在社会稳定的大环境下，中国市场经济还是再度繁荣起来。尤其是在康乾盛世的130多年里，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口同时发生了大规模增长。按照美国政治学家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估计，在乾隆15年(175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英国的17.3倍。183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仍是法国的5.7倍，英国的3倍。中国的人口，也从顺治八年(1651年)的6500万左右增加到嘉庆年间(1812年)的3.6亿。

然而，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尤其是到乾隆后期和嘉庆年间(1796-1820)，官府内部以及整个社会又开始腐败，社会的内部危机不断积累，起义此起彼伏。结果，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面临破坏和灾难。内忧之外，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一步步把清朝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推到崩溃的边沿。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几乎同时的捻军起义，又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统治的根基。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大清帝国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