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宋元时期市场经济的兴衰

东汉末年开始的社会大动荡和经济大破坏历时约半个多世纪之久，整个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被破坏为“一个烟火断绝、土旷人稀的荒凉地带”。后经过西晋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中国的市场经济才稍加恢复。接着又进入南北朝至隋朝初期的大破坏、大混乱。这样的社会大动荡、经济大破坏一直延续到唐太宗贞观初年(公元627年)。唐统一中国，结束了持续数百年的战争和剧烈社会动荡。在政治统一和社会安定的环境中，中国市场秩序又在开明专制皇权政制下有所恢复，并获得了一定成长空间，随即中国也进入了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时期。前唐时期，不仅中国的农业有了迅速恢复，商业贸易(包括国内和国外商品贸易)也有一定发展。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持续约120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年)，中国经济又在朝廷官府的各种管束和控制下逐渐达致鼎盛。

然而，就在盛唐经济社会日趋繁荣的同时，最高统治集团开始腐败和挥霍无度起来。加上富豪旺族土地兼并加速，大量农民失地而成流民，社会矛盾也达到空前的程度。到天宝13年，终于酿成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在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安史之乱显然是一件巨大的历史灾难。它不仅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且就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而言，是一场浩劫。更为悲惨的是，在安史之乱被平息后，社会动荡和对经济的破坏并没有结束。随后的军阀割据和各地藩镇相继称兵昌乱，以及继而发生的黄巢农民起义及其镇压战争，使商品贸易几乎无法进行。结果，中后唐到五代十国时期长达二百年左右的社会动乱，把盛唐时期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破坏殆绝。

这种动荡和破坏，直到宋初才始有改变。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皇权专制。在经济制度建设和经济政策上，宋代朝廷则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商品贸易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与唐朝相比，除一些政府垄断的手工业部门外，宋朝政府一般不再干预和管制其他行业商人的正当经营活动，从而市场也不再被限制在固定地点和狭小范围中。自春秋以来直到盛唐时期一直实行的市场开市时间在宋代也被取消，随之商人可以日夜进行交易活动，工商业者第一次获得了自由。这实际上乃是中国古代商业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曾被许多史学家认作是中国的“商业和城市由古代型向近代型的转化”。

宋代商业和市场贸易的空前繁荣，导致了采矿业、冶金业、工业制造业、纺织业、造船业、制糖业以及造纸业等官营和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另外，尽管从宋初朝廷就开始实行严格的榷茶制度，但是在整个市场经济繁盛发展的大环境中，宋代茶叶的产销还是在专制管束下得到空前发展。另外，宋代的冶金业也有很大发展。根据英国学者罗伯特·哈特威尔《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一书的估计，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中国铁的产量差不多已经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的2.5至5倍，并且与18世纪欧洲(包括俄国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的14.5-18万吨相若。从宋代的市场扩展、技术进步和冶金业发展等方面综合来看，公元1000年左右的中国，与17和18世纪欧洲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不多，表明中国提早六到七百年走到了人类社会近代化的大门口。

从公元960年到11世纪末，中国的经济“一直在沿着一条上升的曲线”增长着。然而，北宋时期百余年的市场经济繁荣，曾一度被北方民族的兴起和战争入侵所打断。北宋末年，女真族灭辽后挥军南下，侵犯大宋。于是，整个中原地区陷入兵燹战乱。宋金战争最初发生在中原地区，后又扩展到淮河流域。在金兵大举入侵而占领长江以北之后，北方一度繁荣的市场经济遭到惨重破坏，曾经繁荣兴旺的黄淮两大主要经济区荆榛千里，鸡犬无存，整个中国经济又陷入一个历史上巨大波动的低谷之中。

然而，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是，在长江以北被金占领后，南宋王朝在临安(今杭州)偏安一隅，维持了150年左右的统治，且在外敌(金)虎视眈眈、内部奸佞当道的社会政治格局中，中国市场经济却在南宋王朝政府控制薄弱的环境中自发成长和繁荣。尤其是以临安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发展和私人工商业的繁荣，已经远远超过北宋。南宋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范围，东至朝鲜、日本，南至南洋、东南亚各国和印度，西至波斯、阿拉伯诸国。一些最近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也发现，经由泉州而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和造船业，在南宋时期已经相当发达。

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繁荣和发展，最后还是被蒙古大军的入侵战争所打断，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十分巨大。中原以及江南大片疆域上发展起来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元军入侵的战争中均遭受到极大破坏。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采取军政合一的国家制度管理国家，支配经济，相应的私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压制。然而，从一些历史资料判断，尤其是从《马可波罗游记》对元代中国社会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即使在元朝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市场经济和民间手工业、商业还是强韧地恢复和成长，以致到元朝中后期，一些东南城市的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欧洲。除了大都(今北京)外，像邳州、淮安、泰州、扬州、新州、镇江、苏州、建康、临安、泉州、庆元(宁波)、温州以及北方城市卞梁、涿州、中定府、太原府、平阳府、京兆府(西安)等城市和州府的工商业和贸易，都繁盛一时。

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经济史上，元朝一个可称道的方面是其发达的货币经济。在元帝国建立之后，朝廷在全国普遍推行和使用纸币。这样大范围的广泛使用纸币，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元朝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表明，即使是在专制统治下，只要没有战争和大的社会动乱，只要官府稍给民间一定的市场交换和商品贸易空间，市场经济秩序仍然能够在十分艰难的社会环境中顽强自发地生长起来。然而，元朝市场经济的艰难成长，很快又为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社会灾难和农民起义战争打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