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七月份CPI高达5.6%，被作为经济发展过热的证据，而且物价上涨的势头还有明显加速迹象。政府为稳定食品价格频频出招，如增加粮食供应，防止哄抬物价。但劳动力短缺现象依然严峻，继“民工荒”之後，由於保姆工资上涨，各地纷纷出现了“保姆荒”现象。其它诸如A股市场突破5000点大关，全国各线城市房价疯狂上涨。上述表现都被归咎为“热钱效应”，央行最近第四次加息则自然被视为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前奏。

但由於中国的CPI计算中食品占的比重约为三分之一，远远高於其他国家，仅猪肉、鸡蛋两项指标就大概占到一成比重。前两个月，中国内地猪肉价格上涨超过40%，鸡蛋涨价幅度也达30%，必然会严重扭曲通胀的真实水平。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老百姓也确实感受到“东西贵了”，住房，医疗和教育的费用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这岂不说明官方公布的通胀指数有严重低估真实物价上涨之嫌?假设通胀被严重低估，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可支配收入被严重高估，那麽又如何解释这几个月来加速增长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呢(7月份，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幅高达16.4%)?本人并没有为政府辩护之意。其实原因很简单，除非消费者集体不理智，否则无法解释消费者在可支配收入被高估的情况下，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还会以如此高的幅度上涨(这恰恰说明，通胀没有被严重低估)。

假如中国的生产要素普遍上涨，中国出口的产品理应更贵。但根据美国劳工部对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统计，在过去的一年多内，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大约上涨6%-7%。如果剔除人民币升值因素，我们也没有发现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有明显上涨。

在这里我不妨顺便提一下用美国统计的理由：首先，既然有人认为中国出口商品海关统计数据有扭曲之嫌，而美国没有动机扭曲中国的进口数字，因此後者的统计会更为客观；其次，与其他多数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市场相对开放，隐形贸易壁垒较少。因此，外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价格变化更加准确。

既然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没有明显变化，是否说明中国生产企业的利润受负面的影响呢?从微观上看，很难得出企业利润普遍滑坡的结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抵消了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负面作用。当然，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很难衡量。在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上涨时，把企业利润不变全部归结为生产效率的提高似乎过於简单化。

即使通胀尚不足为虑，但目前，看病贵、上学贵和住房贵———这个压在中国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确实是最为严峻的民生问题。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如果通胀失控，上述“三座大山”会更为沉重。而事实上，消费者被垄断行业盘剥已经不是今日才有的现象。至少从今年的统计数字上看，“三座大山”的包袱并未比去年有显着增加。

我们该如何解释一路攀升的房价呢?原因在於，房价上涨与房租上涨是两回事。就像股票上涨并不意味着企业盈利的增加，可能是PE(PRICEEARNINGRATIO，中文译为本益比，也就是用一只股票的股价除以它的每股净利所得———编者注)在增加。

中国CPI的构成里采用的是房租价格而非商品房价格，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住自己的房子。根据我对北京和上海市场的调研，这几年两地房租走势基本持平，即PE被拉高或租金回报率被压低。因此，从央行的角度，被关注的对象是房租而非房价。同样，股价也不被央行过多地关注，否则难道央行在A股股指3000点时应减息，而在目前要加息?

既然资本项目的开放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可以想象的范围，加息多少已经意义不大，前不久央行第四次加息只不过起到象徵性作用。近期，政策敏感期间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继续出台新的紧缩政策。

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外国消费者将不能像从前那样享受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开始输出通胀呢?当然不是。

这些年全球的某些泡沫(如房地产、艺术品价格飙涨)，一方面与某些中央银行大开印钞机有关(如美联储、日本央行均把利率压得很低)；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美国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胀(以核心CPI衡量)，而且收益曲线几乎是水平的(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在5%以下)，美联储有何理由拼命地加息呢?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就把长期利率过低归咎为发展中国家的“过剩储蓄”。而中国在天津的试点以及结汇制度的终结，标志着储蓄输出由国家行为向企业和个人改变的开始，其结果是使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分配更为合理，从根本上减少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中国今後将不会像过去那样由央行被动地购买美国国债输出储蓄，也就是说，当中国老百姓在投资品种上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时，美国国债的发行成本必然增加，也就是说美联储在开印钞机时显然遇到了新的约束条件。

(作者系英国经济学人集团中国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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