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在俄罗斯

西方哲学最初于18世纪在俄国立足，这要归功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杰出成就：她读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采纳他提出的某些教育改革，与法国哲学家伏尔泰通信，鼓励狄德罗与达朗伯编纂《百科全书》。

但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俄国贵族和很多知识分子背弃了明确、清晰、普遍的启蒙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当时与恐怖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张伯伦认为，这犯了大错，因为这意味着放弃理性和怀疑主义之间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是法英启蒙主义最大的优点。俄罗斯发现自己在哲学上走向成熟正是德国唯心论发展到高潮并在欧洲大陆获得普遍支持的时候。

俄罗斯人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什么？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德国发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到德国的是浪漫主义，以此替代笛卡尔及其继承人冰冷无情的逻辑。他们尤其受到谢林的吸引，后者提出的自然哲学、混乱的直觉和形而上的沉思与其说接近现代科学不如说接近通神论。事实证明谢林的学说适应性极强，而且难以推翻，因此成了抵抗法英理性主义的实用工具。

对现代启蒙主义的敌意本身是一种现代现象，尽管这往往有古老的根源。关于俄罗斯宗教如何影响俄罗斯人对哲学的态度，张伯伦竟然几乎没有谈起。她关注的是另一个核心要素：民族主义。彼拉多(罗马犹太巡抚，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本报注)的一句话：“真相是什么？”在19世纪变成一个民族主义问题：“俄罗斯的真相是什么？”骄傲和耻辱驱动俄罗斯人寻找通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用“完整的知识”取代西方逻辑，用“朴素健康的品质”代替西方的个人主义。不错，俄罗斯或许是有农奴和暴君的落后国家，但是，只要忠实于自我，她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地球上首屈一指的文明社会。张伯伦令人信服地提出，这就是俄罗斯人最重要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