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公解梦”

两个月前，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博士完成的“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与分析研究”，首次得到了一批实证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县处级公务员自称相信“相面”这种迷信形式的比例最高，为28.3％；自称相信“周公解梦”的比例排第二，为18.5％；自称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自称相信“求签”的比例为6．0％。只有47.6％的县处级公务员表示不相信迷信现象。也就是说，有超过半数（52.4％）的县处级公务员，不同程度地相信“迷信”。

任建明在人民网上读到这则消息，也注意到，随后引用这组数据的部分报道，不同程度地出现“失真”：例如把调查对象“县处级公务员”改成了“公务员”或“官员”。

因为没看到这项研究的原始问卷和数据，任建明对这项研究持谨慎态度。“从公开的材料上看，调查主题是‘县处级公务员的科学素养’，而对‘科学素养’的测度，主要是通过对‘迷信’现象识别的能力来体现的。”

在任建明看来，“科学”和“迷信”的关系，一般容易被处理为简单对立。但一旦引入官场生态这一特殊变量后，再这般简单化处理就会有问题。“至少我们不能说，一个官员不相信迷信，就说他（她）相信科学，更不能说他（她）有科学素养。”他说。反之，一个极端迷信的官员，其迷信的根本原因往往不是科学缺位——他（她）甚至可能有着极高的科学素养。

“我们的体制应该对官员升迁给出一个科学、简单而明确的信号。只要消除了不确定性，制度传递给他们的信号简单而清晰，就会从根本上消除他们诉诸迷信的动机。官员迷信就不难治理了。”任建明根据自己的研究，给这个问题开出药方。

“假如所有干部选拔任用都是以公开竞争的方式进行的，规则在先，通过大样本群众评议、实绩考核以及科学的能力素质测评来决定，且所有的评议、考核、测评结果信息都完全公开，那么，在决定任命这件事上，所有候选人都能明确地知道他们是否会成功，被淘汰者也知道今后应当如何去努力，根本就犯不着去问鬼神。”

说了一圈，任建明又把话题牵回了“制度研究”这个主题。他非常欣赏新制度经济学。这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强调的是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制度一旦产生，就有非人格化的特征，能够推动人去做事。”他强调说。

在国外和香港多番考察后，任建明对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人才选用机制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伯乐相马是以人选人。一旦用错了人，结果往往带坏一批人。在研究了大量腐败案件后，我觉得最致命的腐败恰恰是一把手腐败。有的地方一把手搞卖官鬻爵，一个人出了问题，连带查出几十个干部。由此引发的腐败问题，我看比价格双轨制下的倒买倒卖腐败更为严重。”

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参考国外成熟经验，设计一套好的制度，首先就是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深化反腐败制度改革。

“中国的反腐败机关多头设立，有几十万从业人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职能交叉重复的问题。这显然要付出更多的行政成本来反腐败。因此，为了提高反腐败的效率，对于反腐机构的改革、重组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当然，决定效率更重要的因素是反腐机构的领导体制、能力建设，如不解决，仅依靠设立更多的机构，效果都将有限。”

采访中，任建明反复强调，理想、信念以及科学素质教育，可以对制止腐败起一定作用，但并不完全奏效。因此，治理的对策更多地应求助于制度，而不应是教育运动。

有网友对任建明的文章评论说：相关制度的改革与规范才是当代“新周公”，它可以解开一切“官梦”，让贪赃枉法、以权谋利者终落“黄粱美梦”，让勤政廉洁、能力突出、群众拥护者“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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