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大”级驱逐舰

据1989年的美国《舰船》杂志报道，指出，“旅大”级的水密隔舱划分不合理，而且设计上没有注意隔舱管道和缆线过孔的处理，一旦中弹可能导致水密隔舱这些部位出现破裂，火灾会使缆线过孔变成漏孔。可见早期的“旅大”级设计抗损和抗沉性不佳，这归因于中国的设计队伍缺乏经验所致。此外“旅大”级艰苦的居住环境也是近年来倍受指责的方面，舰艇的居住性设计被简化到了极致，并没有达到能够使水兵保持良好生理状态进行各种气候条件下长时间海上执勤的程度。不过这些并没有被当时设计部门注意，甚至水兵们自己也没有引起广泛关注。

造成这些缺陷和问题的原因有经验上的也有思想上的。舰艇上很多结构细节方面的设计经验主要来自于常年的海上行动积累的经验。虽然“旅大”源自“科特林”级，但是“科特林”级本身也来自对现代海上作战舰艇经验不足的国家。中国近代建立海军以来，这方面的经验并没有持续的积累。晚清和民国前期接受过欧洲正规海军教育且具备大型舰艇海上使用经验的人员年事已高，很多已经前往海外。20年代至抗战结束之前，中国海军和船舶专业人员培养出现断层，抗战结束后受西方教育的年轻一代不仅经验同样不足。新中国从事设计海军作战舰只的人员最初是一伙朝气蓬勃但缺乏经验的年轻人，60年代中期这批人员迈入中年，所有经验来自理论和很少的中小型作战舰艇的设计实践，不如西方传统海军国家的设计部门对作战舰艇理解的透彻和老道。“旅大”级设计之初正值“文革”高峰，这场政治运动在打倒所谓的“走资派”的同时也摧毁了中国正在逐步走向正规的科研体系，这些刚刚准备大展身手的人才却被束缚了手脚。违背规律和一味过分强调“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思潮，不合时宜的对舰艇设计产生了影响，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使得“旅大”级在设计上存在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60年代舰艇防空的观念

从50年代至今，中国海军的防空体系一直奉行水面舰艇与岸基航空兵协同的作战思想，在设计“旅大”级的时代，同样是这种体系思想。在这种作战样式中，海岸雷达、岸基作战飞机和水面舰艇共同构筑从海岸线向远海伸延的防御带，增加海岸要地的防空纵深。岸基航空兵主要承担水面舰艇防空武器射程以外的拦截和进攻，驱逐舰一类的大型水面舰艇则作为海岸警戒雷达的延伸和地平线天线盲区的补盲。中国驱逐舰还承担掩护战略导弹核潜艇穿越岛链，从大陆坡进入太平洋深海的使命，这些海区处于台湾和日本之间。在当时的形势下，遭到台湾国民党的袭击可能性极大。那些海区恰好出于大陆航空兵战斗机的最大作战半径边缘，造成大陆基地起飞的战斗机在大陆架边缘的作战空域留空时间不足，难以为驱逐舰提供持续的巡逻警戒掩护。在战斗机最大作战半径附近配备驱逐舰，能够获得远程空情通报，及时指挥调度，充分利用在最大作战半径附近少得可怜的留空时间。

诞生在“文革”极左时期的“旅大”级驱逐舰，必须考虑当时中国所处的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60年代后期，中国北方边境苏联陈兵80个坦克和摩托化师，中美关系暂时没有缓解迹象，越南战争引起了中美作战飞机的交火，东部来自台湾的袭扰不断，全国都处于战备状态。一旦与台湾或当时的超级大国发生战争，大陆沿海城市的防空形势非常严峻。大陆沿海重要城市几乎没有防空纵深，如福州和厦门等，或者防空纵深不足，如上海和宁波等地。中国空军的地面防空系统技术水平和数量，都不能满足提供可靠的要地空防需要，而这些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对中国经济稳定有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向海上伸延防空圈，增大要地防空纵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具有远程对空警戒雷达和低空警戒的驱逐舰部署到防空要地和敌方之间，能够使防空纵深增加上百海里。此外，由于驱逐舰是机动的平台，配备有强大的对空火力，敌方对雷达的定位和攻击都较打击岸基雷达困难。如果组成防空编队活动，敌方实施打击困难更大。

解决以上2个需求的主要办法是为驱逐舰配备远程对空警戒雷达。“旅大”级最早配备的远程对空警戒雷达是高空作用距离达380千米以上的515型UHF波段雷达，该波段能够沿海面伸延到水天线以外一段距离，因此对超低空目标探测距离也较微波波段雷达稍远，据称对50米高度飞行的低空目标作用距离可达60千米，但是515的距离误差较大。通常远程对空警戒雷达转速为每分钟6至12圈，数据刷新率不满足对60千米内高速超低空目标的警戒要求，容易造成2次接触间隔时间内目标突入距离大的危险情况，因此驱逐舰通常要同时配备转速高达每分钟12至24转的对海和低空近程搜索雷达，补充水天线通视范围内的快速搜索。“旅大”级驱逐舰上安装354型雷达充当对海和对低空目标警戒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