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卧底

潘文郁要搞军事情报，少了黎天才不行，为此，潘文郁与黎天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黎天才尽心竭力帮助张学良，在东北搞起了情报网，得到张学良倍加重视和重用，被调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委以北平绥靖公署参事职务。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向黎天才询问共产党当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向黎天才征询对中共的态度和对策等。黎天才已经脱党多年，无法回答张学良的问题，于是把潘文郁当救兵讨教。

潘文郁立即把情况汇报给特科，吴成方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指导潘文郁告知黎天才一些党的情况，并且帮助黎天才给张学良提建议当参谋。接触中，黎天才意识到潘文郁背后有中共组织支持，两人心照不宣，彼此各取所需。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黎天才担任了“剿总”政训处的少将副处长，他迎合张学良对共产党革命理论产生的兴趣，顺势把潘文郁作为马列主义学者推荐给张学良。于是，潘文郁化名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张学良很快喜欢上了年轻精干的潘文郁，他的博学和见解也让张学良折服，张学良把化名潘东周的他从北平调到武汉徐家棚“剿总”司令部，潘文郁从此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黎天才在“剿总”司令部里设了一个机要组，自己任组长，把信得过的人安插在里面，他安排潘文郁当了机要组的中校秘书，这个岗位几乎可供他无遗漏地获取“剿总”的军事情报。

张学良责成黎天才搜集有关红军的资料供他分析研究，以了解红军的内幕。潘文郁顺理成章地被黎天才推荐，成为了张学良的老师。潘文郁赢得了张学良的尊敬和信任，也由此获得了为党工作的便利条件。

身份暴露

到张学良身边后，北京特科交给潘文郁的任务一是争取张学良，二是获取军事情报。

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行动中，潘文郁将“接触”到的“剿总”军事机密及时传递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时电告中共中央，或者设法通过秘密交通传到苏区。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不失时机地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文郁的情报起了重大作用。

但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以至反“围剿”后期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身在敌营的潘文郁每天看到和听到中央红军失利的消息，内心焦急万分，他一方面紧张地关注战事，一方面加紧搜集机密情报。

此时，北京特科派杨青林专程到武汉秘密会见潘文郁，索要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战役行动等机密情报。

潘文郁看着面前的大量文件，内心做着抉择，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抄写，条件不许可，最好能带回家让妻子廖素丹帮着抄写。可是，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一旦被发觉，身份必然暴露；可是，不带回家抄写，就不能尽快交给杨青林带回。最终，他决定冒一次险。

趁着夜色，潘文郁把机密文件悄悄带回家，和妻子一起连夜抄写。由于文件太多，黎明时，还是没能抄写完毕，而杨青林又必须当日往回赶。潘文郁心一横，把抄写完的文件连同没来得及抄写的文件原件一股脑儿交给了杨青林，其中一份原件详细印有“剿总”所属部队番号、兵力、驻地，以及团以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况的文件，那是豫鄂皖“剿总”的核心机密，只发给“剿总”长官及直属的各厅、处、组。潘文郁手里那份是他负责存档保管的。他知道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反“围剿”指挥官可以通过它确切了解敌部的兵力和分布情况，只是文件长，来不及抄写了。

就是这份机密文件导致了潘文郁的暴露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