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火器到烟火

虽然火器与烟火孰先孰后的问题，由于史料有限，已很难考证，但在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钟少异看来，自南宋时民间用于杂耍的“五色烟”应用于军事开始，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的火药技术必然是在火器和烟火的交互影响中向前发展的”。

与民众常常将“火树银花不夜天”理解为古代烟火表演不同，根据史学家的考证，这里所谓的“火树银花”实际上是对树上所挂灯笼的一种诗意化描写。据冯家升先生的考证，真正的烟火出现在1163至1189年(南宋孝宗年间)，当时已有炮仗、屏风、地老鼠等形式。史书有记载，宋理宗初年上元日，理宗和杨太后在庭中看焰火，“地老鼠”直闯至太后座下，太后惊惶而走。理宗心里不安，打算惩罚承办焰火的人，后来因为杨太后觉得放焰火的人不是出于敌意才作罢。

按照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陶立璠教授的解释:“中国的春节习俗很重，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一个很大的节日，要制造欢乐和喜庆的气氛。另外，辞旧迎新的主题，和中国年节的习俗结合起来，就是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普天同庆。这种情况下，烟花既有驱邪纳福的意思，又能制造出欢乐的气氛，自然受到朝廷和百姓的喜欢。”除了在宫中燃放，当时的烟花也深得达官贵人们的喜爱，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就说当日杭州有“市爆仗、成架焰火之类”。明代理学家朱熹的朋友陈亮托他在台州太守唐仲友面前说情，想代一个官妓脱籍，唐仲友没有答应，朱熹在后来状告唐仲友的理由里，其中之一就是说他浪费公财，为了放烟火，花了几千两银子。

陶立璠教授认为，民俗文化有很强的渗透性。他告诉本刊记者:“很多东西，宫廷里使用了，民间也会使用，王公贵族就是中间的过渡桥梁。但当时民间放烟火都是小型的，主要还是放爆仗，一般就要那个响声。”此外，烟火的兴盛也与当时日渐发达的商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明朝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劳动产品日渐增多，孕育了发达的商业市场。除去闻名于世的晋商与徽商之外，苏杭一代的商业贸易也有声有色。根据潘吉星教授的判断，虽然当时的官府视火药的主要原料硝为“战略物资”，严禁民间私自开采、交易，但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使得朝廷法令根本无法得到严格贯彻。“民间制造烟火的工匠属于高级工人，除了有众多的烟火艺人外，手艺好的匠人还会被选拔到宫廷专门制造高级烟火”。

与此同时，烟火技术也在不断提高。“制造烟火的前提是必须有粉末状的固体火药做原料，以前膏状的火药对震动和火花很敏感，经常出现爆炸事故。自南宋年间出现粉末火药后，烟火的种类也开始多起来。”潘吉星教授告诉本刊记者。除了追求爆炸带来的声音效果之外，技师们开始钻研如何让烟火做出各种不同的颜色和造型。清代赵学敏的《火戏略》、《帝京岁时纪胜》分别记叙了制作、燃放“盒子灯”的状况，这种将花灯与烟火结合起来的艺术，在燃放时可以呈现出多种复杂的形象，成为当时宫廷庆祝元宵佳节的重头戏。

烟火制作技术的先进从明代著作《墨娥小录》里便可窥见一斑。这部后来被李约瑟称作“关于炼丹操作和设备的通俗百科全书”的杂录，最早记述了各种烟火的科学配方，其卷六列举了“金盏银台”、“金丝柳”、“赛明月”、“紫葡萄”等22种烟火配方。

“虽然相比在军事上的应用，火药在民用方面的记载非常匮乏，但通过史料，我们还是大致能够看出当时火药应用的广泛。”著有《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一书的刘旭教授告诉本刊记者，“除了烟火表演，火药在开矿、修路、医学等方面也大有作为。”根据他的考证，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并没有提到用火药开矿，是因为中国煤矿的瓦斯浓度较高，运用火药容易引起爆炸。但根据河北《唐县志》所记载的明代开采露天铁矿的情景，“天崩地裂、硝烟弥漫”，“可以推断其使用了火药”。

此外，当初由炼丹家发明的火药一直是备受推崇的药材，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亦有专门论述。刘旭教授告诉记者，直到上世纪70年代，在湘西一带的山区，公安部门抓获一批偷盗硝石的山民，经审讯才知道他们仍将硝、硫、炭等火药成分作为药材使用。“中国火药的发明，谁也没想到会产生两种结果：民间应用成了庆祝节日、婚丧嫁娶的必备品;军事应用成了战争中的利器，甚至直接影响了改朝换代和世界格局。”陶立璠教授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