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红夷大炮”

正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正民在其专著《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和文化》中所言，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在一夜间发生了变化，但如果将这些变化都归于1644年，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卜正民教授是李约瑟在晚年的合作伙伴之一。

“其实自明中期开始，虽然我们的火器仍在发展，但相比西方已开始显现落后的趋势了。”潘吉星告诉本刊记者。明嘉靖元年(1522年)，由葡萄牙传入中国的“佛朗机”已装配了用于瞄准的准星和照门，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这时候，我们的火炮仍大多是前膛装，每发射完一发炮弹都要清除炮筒中的药渣，费时费力。”此后，明朝廷很快就招募工匠，仿制了一批“佛朗机”，装备明朝陆军及海军使用。

然而至明朝末年，当西方第一批真正的“红夷大炮”来到中国时，仍令当时的有识之士们吃了一惊。根据黄一农教授的考证，有关明朝末年朝廷从西方引进“红夷大炮”的说法多半并不属实。黄一农教授对本刊记者说:“资本主义列强忙着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殖民地，怎么可能把最先进的武器卖给中国呢？第一批‘红夷大炮’是咱们自己从海底打捞上来的。”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时任肇庆推官的邓士亮主持了一项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难度最大的打捞工程。当年，一艘名为“独角兽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行驶至广东沿海时遇台风沉没，船上配有数十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红夷大炮”，这种以射程远、威力大而闻名的前装滑膛加农炮，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武器之一。

在潜水设备尚未问世的400年前，如何打捞起那些在沉船上固定得相当可靠的重达几千斤的大炮，对于明朝进士邓士亮来说似乎是个不小的挑战。为此，邓士亮专门造了一艘更大的船，装满石块后，行驶到沉船正上方停下来。他首先让人潜入水底，将铁索迅速套到大炮上，这似乎是他们全靠憋一口气所能完成的最复杂的工作了。浮出水面的士兵将铁索固定在打捞船的一个三脚架(类似于滑轮装置)上，然后将满满一船的石块抛向海里。利用强大的浮力，伴随着水下几声闷响，“红夷大炮”被挣开了沉船，后再经人力拖拉至船上，最终被打捞上岸。

被打捞上来的22门“红夷大炮”很快就启程赴京。前几年，来大陆考察的黄一农教授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门口还见到了其中的一门，“上面印着东印度公司的徽章，还写着两广总督胡应台押送京城，时间标注为1622年”。根据史料考证，在北京稍作停留后，其中的10门“红夷大炮”继续北上，达到宁远城，交给了当时镇守宁远的明朝大将袁崇焕。1626年，袁崇焕就是用这批架在城墙上的火炮，打退了努尔哈赤的后金大军，取得宁远大捷。

黄一农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当时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并不比西方差。他曾在英国伦敦皇家火炮博物馆见到过一门中国人于1620年制造的火炮，其水平与“红夷大炮”相差无几。万历末年，担任协理京营戎政的黄克缵，即曾招募能铸“吕宋大铜炮”的14位工匠至京，铸成各式大炮28门。黄一农曾在福建泉州、厦门见到过两门仿制的“红夷大炮”，均比此前打捞上来的铁制英国舰炮还大。此外，当时中国还制造出了更为先进的铁心铜体大炮，既可以节省铸造成本(当时铜价为铁价的5倍左右)，又可以保证其坚固。

“但是从武器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火炮还是落后了。”黄一农向本刊记者分析，“西方的火炮不仅都有准星和照门，还有两个‘耳朵’，可以支在炮车上，发射时调整仰角，其射程和准度都比较高。另外，其炮管设计前薄后厚，可以有效避免膛炸。”

只可惜，“满洲人用先进的火炮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再进一步发展。朝廷担心汉人的火器制造威胁其统治地位，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甚至禁止百姓学习火器铸造技术”。黄一农告诉本刊记者，“康熙统一全国后一直到鸦片战争，清朝有关火药的著作屈指可数。以至于200年后英国人再打过来时，发现我们用的火炮尚不及明末时的水平”。反观西方世界，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于1537年所出版的《新科学》一书，首次提出了抛射体理论，成为近代弹道学的重要奠基著作。此后，经过数学、力学、物理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西方的火器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

“历史常常充满了造化弄人的意味，我们拥有一流的铸造技术和工匠，却没有将科学知识应用上。”黄一农教授向记者感慨。到了清代中后期，朝廷一味追求火炮的重量，但真正影响战斗力的瞄准、发射以及火药配制技术却没有提高。以至于鸦片战争时，西方火炮的炮弹早已实现空心爆炸、碎片杀伤，而我们使用的炮弹仍旧是实心的。同样感慨的还有潘吉星教授，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人在火器上停滞不前，一落千丈，但在民用烟火方面却发展得有声有色，从来没有落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