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下午，陈毅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又去找前驻英代办处常驻代办熊向晖谈话。两人见面后，陈毅就对熊向晖说:你是总理“点将”点到的。前段时间，我们四位老帅各自带秘书开了一次会，我把这一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允许其他人参加。我一听就明白他的心意。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怕惹祸并连累秘书。当时我就对总理说，你的批评和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但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也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都上了年纪的人，有些事力不从心，能否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说，哪就让熊向晖协助你们。我说，好，赞成！并请总理马上下命令。总理说让我直接同你谈，你看可以不可以？熊向晖说，我还没有分配工作，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由于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这样就能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形势更有益处。陈毅说，这个意见好，我马上报告周总理。

几天后，陈毅告诉熊向晖说，总理让姬鹏飞从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并强调此人要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纪律性较强，不是造反派。于是，姬鹏飞就推荐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立即就同意了。

6月2日，周恩来在陈毅6月1日上报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上作了批注，进一步向四位老帅明确了三项任务: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二、对国际形势通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三、对国防问题通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

6月7日下午3点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姚广和熊向晖列席。陈毅在开场白中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头。上次我们谈过，材料很多，但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作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也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仔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时间一般定在礼拜六下午3点开始，讨论半天。每次开会之前，由我打电话分别通知大家。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在沙发上“座”而谈之。上次开的会不算，今天重打锣鼓另开张，算作第一回。现在我们是四个老家伙，外加两位“壮丁”。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但他可以向我们通报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既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

陈毅接着说，发言可以打断，也可以质问，还可以反驳，讲错了允许收回，但自由不能漫无边际。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国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烧向中国？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作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总理的批示对我们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有些复杂问题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意见比较一致后再写书面材料上报总理。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再转呈主席阅读。讨论的过程和内容都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要遵守。

陈毅的“开场白”讲完后，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虽然他们没有稿子和提纲，但个个发言都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在连续讨论了3个半小时后，他们的精神仍然很好。此后，每次开会他们都提前几分钟到达，而且讨论的次数也超过了预先计划的次数，有时星期天也开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