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次都能够清晰理解毛泽东意图并有公共场合坚决维护毛泽东威严的林彪这位正宗的毛泽东嫡系取代彭大将军而成新的国防部长。可能因为那位粗豪将军一时兴起发动“兵变”的可能性被避免。毛泽东虽然在一个不太合适的场合采取不太合适的策略把老功臣的兵权解除，但是毕竟，这在一定程度上担心“枪杆子”发生问题的那种忧虑解除。

在准备对彭大将军采取反击行动之前，毛泽东观望并思考了好几天。即使是在他在大会上反驳彭的意见书并威胁“解放军如果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时，他也并不是特别有把握大将军方面“兵变”的传闻是不是属实。但足以让毛泽东一生感到快慰的是，穷其一生，掌握兵权或相当政权的反对者从张国焘、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都没有对他采取实质性的反击行动。不管是隐忍未发（张国焘）还是顾全大局（刘少奇）或者是行动未遂（林彪），还是如彭德怀一样所谓的兵变只停留在谣言阶段，毛泽东都作到了有惊无险地慑服对手。

但搞掉大将军这件事本身虽然并没有特别大的抵触，但消极影响却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任命鼓德怀出任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党内为彭大将军平反的声音一直不绝。

原因很简单，他的万言书并没有说错。而且，因为庐山会议上因为把纠左变成反右，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加剧。后来，彭德怀写了一个更长的报告，用更多的实例再次证明自己的正确，多方面的怀疑、不信任、要求承认错误的压力就一直对毛泽东交相攻逼。

自尊心太强的毛泽东即是在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亲口承认错误。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含蓄的方式认可了自己的失策。比如安于二线生活、不再过多地干预一线的决策并默默接受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并不是错误的说法。

九、七千人大会

亲耳听着、亲眼看着刘主席报告中说到大跃进的错误观点是三个指头（毛此前只承认一个指头）、向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不是错误，并且至少在心底里极不情愿地向这次开到县委的五级干部会议公开承认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这真是一次公开的尴尬。要不是林彪以其看似有理的三路线观（即把党内路线区分为毛泽东正确路线、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毛完全可以把这次退居二线后简直就是任人摆布的认错大会看成是自己的“滑铁卢”。

七千人大会前后数年里对一线主持者（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不满终于在未来的一天发泄了出来。尴尬之后的等待终于迎来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关于四清运动的分歧在毛刘之间公开爆发后，毛泽东开始准备在一个合适的机会里解除与羽毛丰满后的刘的二十来年的同盟关系。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如愿以偿。毛刘的决裂可以部分地比拟太平天国里的洪杨决裂，不是杨秀清或刘少奇缺乏治国之才，也不是洪秀全或毛泽东太不容人，实在和杨秀清与刘少奇在治国中确立了巨大的威望后不自觉地对看似虚位的“一把手”表现出的怠慢甚至无礼有关。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有一百零四处说到毛泽东的名字而八大的报告中则降低到了四次，在延安已经发表过的《论*员的修养》在后来编辑《刘少奇选集》后划去了毛泽东的名字，还有一些毛泽东认为很重要的会议不邀请他参加，这些都可以视为两个主席失和的间接证据。从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以刘少奇靠边为标志而彻底结束。

文化大革命这项巨大工程中的一个微观方面，就是毛泽东对分出一线二线后的大权旁落的全线收复。毛自己都承认了自己在经济上的不够内行，但他肯定又不能容忍一些在他看来也内行不到哪去的一线主管把他边缘化的努力。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相继落马，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恶气也终于可以出了----尽管代价十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