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宁都遭贬

比起鄂豫皖苏区创始人许继慎（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二营营长）、曾中生等被错杀的惨状，毛泽东虽然也在中央苏区受到了长达三四年的排挤和冷落，终于还能保留临时政府主席这样的名义和政治局委员这样的发言权，并因为被赋予了随军长征的资格而同时拥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应该算是十分地幸运。

在成功地率军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之后，在力主撤赣州之围而在漳州指挥了一场漂亮的攻城战之后，在红一方面军政委身份失而复得之后，在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的军中磨合已经取得相当的效果之后，毛泽东先是在苏区中央主持的宁都会议上被项英、任弼石、顾作霖、张闻天等贬去兵权，又在党的总负责博古进入苏区后因长期纠“罗明路线”而让毛泽东再次退隐后门家庭冷落。后期进行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再也与“长于军事”的他无缘。

可毛泽东在终于赢得了政治失意后的天伦之乐后没有自暴自弃。他一方面抓紧时间养病、读书和调研，一方面不时地对外界施加影响比如代临时政府驳斥关于“伍豪自首”谣言、公开干预对肖劲光的审判、受周恩来之托去于都河考察“退路”等。

毛泽东终于承受住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加之于他的各种磨难，并因为个人在共产国际和红军中建立的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以及个人的积极争取，而获得了随军远征的机会。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携毛泽东长征，也是出于如果留下毛泽东可能会对留守的项英、陈毅不利的担心。可年轻的博古没有想到的是，心计缜密的毛泽东同样会对他不利。

长征途中，同样病中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三位在后期的长征中对博古们实现了全面夺权（毛取得了军事上的发言权、张当上了党的总负责）的三巨头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加上博古李德的惨败，让红军自出发前的八万六千人一跃而减员至三万多人，且长征策略机械而呆板，缺乏最基本的灵动，由毛启动而由王稼祥具体联络、发起的遵义会议在一九三五年

一月召开，因为三人的大力进攻和周恩来审时度势下的附和，大局迅速逆转。毛泽东再次掌握兵权并因此而开始涉足更多的权柄。

被张国焘和王明等强烈指斥为“不合法”的遵义会议，在今天仍然有着许多神秘的面纱没有揭开。但是一方面，毛泽东东山再起成为不可更易的事实；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党务上的脱颖而出表示了认可，这就从根本的意义上确认了遵义会议的既成事实。

从湘江战役中敌方战报中相对扩大的数字加总也不超过五万情况和王明所称的诸多损失都是开了小差的说法来看，再对应于刘英口述中所说长征前的大规模“扩红”，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红军在突破湘江之后大量减员，非战斗减员的成分很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的红军，在长征前进行了对苏区的极大规模的扩红行动，从而使得红军主力的红一、三、五军团的人数都达到了二万人左右，这其中有着相当数量未经有效训练和教育的新参军战士。在逐步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向外线后，许多新战士因为贪恋故土并感到前途渺茫而选择了回归老家，这应该是长征初减员很大的一个原因。

但不管减员的具体结构如何，湘江之战后博古因压力过大而心思重重的精神状态显然让毛泽东的反击减少了许多对抗。在遵义会议上，虽然有一些人如邓发表示了中立，但很少有人为博古李德做激烈地辩论和抗争则也是事实。李德一怒退出会场，不仅对保住博古无补，反而让那些政治局委员和军人增加了对他的反感。凯丰倒是为博古辩解，但可惜他的论据太容易驳倒而只好说出“走着瞧”这样基本上等于是认输的软弱之词。

宁都遭贬时对毛泽东做出不利决策的几个人，有的（如项英、任弼石）不在遵义现场，有的（张闻天）已经倒向毛泽东，有的（周恩来）同情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和协助周恩来抓军事的助手（后来这种主辅关系逆转），大大地洗雪了“前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