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中美关系的基础总体仍未动摇。两国经济摩擦的深度与频度虽在上升，但相对中美贸易总量及经济合作格局多元化的势头，毕竟只是大格局下的小问题；谷歌事件等所体现的中美政治较量虽针锋相对，但两国总体政治对话与交流势头仍呈升势；双方在气候变化、朝核、伊核等问题上的矛盾分歧本来就很正常，不会根本冲击两国战略合作大局。

其三，奥巴马团队总体对华态度没有根本改变。尽管对中国有期待太高进而落空的遗憾甚至不满，尽管在谷歌等问题的处理上有强词夺理的一面，但正如克林顿国务卿日前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所讲的那样，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大局是得到两国元首认可的共识，理性对待分歧是双边关系成熟的标志，发展美中关系仍是美国的最高利益。

其四，中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对美关系的意志依然坚定。对对台军售等事件的批评与反制并不意味中国政府松动发展中美关系的立场，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减缓与美国在重大国际与区域问题上合作的力度。

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下看待2010年初中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可能更加准确和理性。

三个变量挑战敏感问题

如果细加分类，中美之间的主要问题主要因三个变量而催生。

一是在2009年被刻意压制或掩盖的问题开始发酵，如对台军售问题。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责任使得中美两国“抓大放小”，强化国际合作淡化双边矛盾，因而在涉及双边关系的诸多敏感问题如涉台、涉藏、宗教、人权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多能“克制”，或者有意淡化，或者尽量推迟。而到2010年，基于国际与国内政治的考虑，它们被抬了出来。对熟悉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本不新鲜，但与2009年中美关系高潮迭起相比，极易产生某种心理落差与认知的不适应。如何认清这些基本事实进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内去认识，正考验我们的胆识与智慧。

二是因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发酵而强化的问题，如贸易保护主义、谷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一切为选举服务、为国内政治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面对守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压力的奥巴马政府，届时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牺牲国际利益换取国内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时期，一度“克制”的克林顿国务卿频频在人权、网络安全等议题上对中国发难，撇开对华大战略考虑，显然有国内政治的重要考量。

三是美国发展转型衍生的问题。比如，奥巴马“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鼓吹美国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的重大调整，尤其强调美国要加强出口导向，以此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开始由少数国会议员与部分利益集团的炒作上升到战略高度，进而容易演变成集体对华施压的战略性举措。一旦处理不慎，容易与已然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纠结在一起，共同冲击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

除去上述变量所导致的众多问题外，还有一些力量在人为激化中美之间的矛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海外舆情。如位于纽约的美国调查公司欧亚集团关于中美关系是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的预测，尽管论据极不充分，但影响却十分巨大，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强加的印象，并因此对号入座，彼此相互印证，给客观事实人为增加几分主观色彩，进而夸大风险性与矛盾性，掩盖中美关系的基本面与合作面。其结果是使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进而因此“绑架”整个中美关系发展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