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的法国

一战后的法国提供了一个由于文化而导致变革失败的案例研究。Williamson Murray描述法国军队由于领导层的计划而不能处理重要问题，最终支离破碎。更重要的是，法国军事文化默许一笔额外的费用。由于教条地把高级司令部当作唯一的权利机构，大部分军官都不去思考一战教会了他们什么。不支持公开讨论和自我反省的文化会使得军事依赖于对“系统性的战争”学说的信奉。法国随着它为大炮和火力所做的准备，即军队的核心任务，变得完整，开始在学说中发展和使用坦克。当他们看到仅仅一种武器就增强了系统性战争，他们不能适应并且把坦克融合到一套新的灵活机动的任务和使命中。此外，他们的军事文化阻止他们发展一种学说，而这种学说恰恰可以将装甲战争的好处融为一体，从而适应德国1940年的闪电战。

Murray and Allan Millet 描述了两战之间的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军队，他们都面临着开支的限制、快速的技术进步和愚蠢的、野心勃勃的要求。然而一些军事变革很少成功，这些军事变革都取决于不同的文化。对自己给予诚实的评价和在公开辩论中严格遵守纪律的军队是能够克服组织中的普遍存在的不良现象。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

1914年到1942年，德国提出了一个对文化具有深刻见解的事情，这为文化的适应和变革创造了条件。下定决心努力接受以前的各种教训、领导者积极的听取低层官员的建议和面对残酷的现实，这些常常会产生一系列的学说和采用创新技术。一战后的德国军队对此次战争做了一个全面的自我反省。400多个官员组成至少57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引导他们正确的看待在这次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和确定了将要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层对委员会的评定体现在第487条军规中:“领导阶级和武装斗争”。

这种类型的文化促进了新学说的发展和武器系统的采用，比方说坦克。与此相结合，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这一学说和新技术进行测验，以确保持续切实的评估。在1939年入侵波兰以后，德国军队仍旧延续了严格的自我评估，这将对他们在后来入侵法国有所帮助。就像S.J.Lewis所观察到的:“忠于职守的中上级官员是一个特有文化的产物。”甚至发生了阿道夫.希特勒将众多高级军官赶出军队的事情。对新策略和组织进行公开讨论和诚实的自我反省所形成的产物与军事文化融为一体是极为重要的，这种文化包括对机动化部队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