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价值观体系的竞争与互补

西方国家早期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没有试图发展当地社会的民主，实现人权。但在发展中国家独立过程中或者独立以后，西方国家便开始强调实行民主的重要性。民主和人权成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的内在一部分。民主话语俨然成为了西方国家软力量的主体。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并不成功。二战以后，西方在亚非拉国家实行了很多民主试验，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但这并没有终结西方国家的民主使命感，使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促使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仍然是西方使命的一部分。这样，民主与人权往往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上，也表现在以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中国的行为显然和西方不一样。在政策层面，中国外交强调不干预和互惠性，但实际上，中国的国际行为是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体系的。例如在非洲政策上，中国就是根据自身的经验，把重点放在当地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上。在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把一些政治价值作为前提条件。中国这样做实际上是有很大的理性的。在中国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很多问题，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暴力行为，都和经济社会的落后有很大关联。

那么，中国是否构成和西方的竞争呢？很多人在考量构造中国软力量时，总是把中国放在和西方竞争的位置上。中国和西方的确有竞争的一面。如果中国需要自己的外交政策话语，那么就必须和西方的行为区别开来。这就是竞争面。但另一方面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又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尤其从长远来看。中国本身并没有否认包括民主自由在内的西方价值的合理性，而更多的是强调西方民主自由价值不适合中国，而不适合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和西方社会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主要领导人）开始认同具有普世性的民主自由等首先在西方世界发展出来的政治价值。

同样，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既不曾也没有理由否认西方价值的合理性。中国强调的是民主自由等这些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社会经济基础，即使民主发生了，也不见得能够是和平的和可持续的。

确立国际话语权，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效沟通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和西方的摩擦甚至冲突不可避免。尽管摩擦和冲突具有物质基础，但很多冲突的发生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往往又是因为双方有效沟通的缺失。对中国来说，要和国际社会沟通，就需要确立自身的外交话语，要表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产生并非中国的一厢情愿，而应该是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必须结合中国本身的经验，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在确立自己的外交话语过程中，中国没有必要排除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如果目标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外交话语必须是参与式和开放式的。西方所走过的单向的、意在把自身价值观强加给他国的路已经被证明为行不通。参与式和开放式的外交话语既符合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也顺应全球化这一大趋势。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著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大国责任：转型中的中国国际战略》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