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华：“后来这位首长听了特别惋惜，他说，你回去你告诉你爸，就说是我说的，这不是纪登奎的意思，是毛主席的意思。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么你还是要听话，多承认一点错误，没什么关系，就是出来工作嘛，那是最重要的。后来我噔噔就跑回家去了。我说爸，那个伯伯跟我讲了，说怎么怎么个事。后来他就勃然大怒，他说，‘我就要把我自己骂个狗血淋头，胡说八道一气，说我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然后我就混个一官半职，我就混个中央候补委员，说我才不在乎呢，说我宁可这么坐冷板凳’”。

一次又一次地放弃送上门来的机会，很多人都替胡耀邦惋惜，然而，他淡然一笑说，我这个人，这辈子是立不了功了，不是那个年代了嘛，也立不了言，像孔子、孟子那样，所以只好立德。那就是说，要一辈子保持气节和人格。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但仍有两大难题亟待解决。“两个凡是”和如山冤案，今天胡耀邦在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领导平反冤假错案中的历史功绩早已经有口皆碑，家喻户晓。正因为如此，1980年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常委任总书记。1981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长征时候的红小鬼成了世界第一大党的领袖。当天晚上在会计司胡同的客厅里，胡家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胡德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想问题、动手动脑、工作方法我们要学毛主席。工作精神我们要学总理，因为总理是全党的楷模。他说是研究大问题，不搞烦琐哲学，我们学邓小平。过一段时期，你们也会谅解我们。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好，他当时他就任的时候就估计到了。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得那么好，因为大家有局限性。我觉得他这个态度非常好”。

胡耀邦地位的变化，并没有给他的家庭带来任何改变，他仍然拿着和团中央时期一样的工资，直到从总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他在富强胡同的家，大门和柱子早已油漆斑驳。一位来做客的美国医生看不过眼，竟买了一加仑红漆送上门来。

记者女：做总书记的时候，从来没有跟他一起出访过吗？

李昭：我没跟他出去过，也觉得跟他出去也没啥意思，干什么呀。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胡耀邦呼吁老干部从大局出发逐步退下来，为了对丈夫表示支持，李昭匆匆退休了，然而她很快发现，她和丈夫见面的机会比从前更少了。那一年，胡耀邦郑重宣布，他要走遍全国所有的县，先跑老少边穷。

胡德平：“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说我做过军队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现在想专心研究一点经济问题，从县一级研究起，中国的幅员辽阔，经济条件千差万别，用解剖一个麻雀，树立一个典型。像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都来照搬的那个方法来搞四个现代化，他说这太一般化了。他说我想走遍全国所有的县市进行比较研究，要抓典型，要研究具体问题”。

胡耀邦外出视察的习惯是乘坐火车，每进入一省的地界，就请该省的负责人上车汇报情况，交换意见。随时解决视察中发现的问题，直到下一个目的地，每次出发前，他都让秘书发出通知，不准请客送礼，不准组织欢迎队伍，不准警车开道，更不准游山玩水。

1982年8月，在东北边城黑河市，胡耀邦举起望远镜眺望对岸的苏联边城布拉戈维申斯克。当晚，他和当地干部探讨起边境贸易这个话题。那时候，这个词汇还很少被人提及。

胡德华：“他开座谈会的时候，他就说，我们1979年决定说开放四个特区，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结果，觉得这个是正确的。那么，我们那边有它的区位优势，毗邻港澳，那么跟台湾，跟金门隔海相望。那么，我们东北有没有区位优势呢，我们也有我们的区位优势，我们的对面是苏联，那么我们也应该把这个成功的经验，移到我们的中苏边境，要对苏联来开放”。

然后，他就还说了一句特别优美的话，他说“南深北黑，比翼齐飞”，我们国家的版图就像一只雄鸡一样，那么我们东北呢，就是雄鸡的，就是东北那么雄鸡一唱，新中国就建立了。我们在改革开放当中，要雄鸡二唱，然后从那以后呢，就东北开始了什么西瓜换钢材呀，什么边境贸易呀，什么东西就开始做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兰州虽然紧挨黄河，却是既无树又无草，光秃秃的满目黄土，水土流失异常严重。1983年，在连续数日的现场调查之后，胡耀邦和当地领导进行了座谈。

胡德华：“后来我爸就说，在大西北不能够还是像过去讲的，说以粮为纲，这个自然环境是由我们人来破坏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恢复它这个自然环境，就要恢复它这个自然生态。如何来恢复，咱们不是演了一个叫《丝路花雨》吗？一个大型的一个舞蹈，说那里面有个反弹琵琶，说我们做大西北的这篇文章，我们也要反弹琵琶，那么就你粮食抓粮食这是不行的，一定要种草种树，要乔、灌、草一起上，个人、集体、国家一起上，然后要发动全国的青少年，全国的干部群众，要采集草籽，树籽来支援大西北，让大家来草，种树，然后他就专门题了一个词，叫种草种树、治穷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