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胡德华终生难忘，接下来的日子，胡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胡耀邦的夫人李昭也被隔离审查，孑然一身关在牛棚里，夫妻两人的工资全部停发，家一次一次地被抄。外婆患脑溢血去世后，偌大的富强胡同6号，只剩下幼小的满妹一个人。

1968年，胡耀邦的政治生涯出现了一次转机，中共九大前夕，由于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多数已被打倒。为了凑够半数，毛泽东亲自点名解放了五个人，其中包括胡耀邦，对于已被禁足两年的胡耀邦来说，这无疑是东山再起的良机，然后，会议期间，他却又一次犯下了不识时务的错误。

胡德平：“当时他不再挨群众的批斗了，住京西宾馆了，也开中央的会了。而且还选中央候补委员了，结果给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他对阶级斗争还不理解”。

胡德华：“他就说自己对这个文革认识的不好，认识不上去，对于反帝反修的伟大意义认识不上去，对于群众运动也认识不上去，所以检查的不好。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红小鬼来当这个中央委员，那么就可以找一个跟他犯同样走资派错误的，认识又比较好的一个同志，说你们就选这么个同志来把自己给换下来，就得了”。

九大闭幕后，胡耀邦被发配到河南省潢川县的团中央干校开始劳动改造，在农场，年过半百的胡耀邦被大家善意地称作“老干部”。“老干部”最令人佩服的事，就是在逆境中也能坚持读书。

李昭：“在农场里头拉石头比较累，但是他有的时候晚上还是要看点书，晚上多累了都会看。他就在蚊帐里头看书”。

1971年底，周恩来总理以治病为名，将一批部以上的干部从各地的干校、农场接回北京，胡耀邦回来了，然而此后几年，中央没有给他任何说法，他唯一的“工作”便是坐在家中为外调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写材料出具历史证明，虽然只是动动笔，却并非没有风险。

胡德华：“有一次在北京军区，造反派都是解放军，老高老高的，我爸又特矮，结果就进去之后，他们就说我爸是什么贺龙的黑干将，要揭发贺龙，说贺龙是土匪，后来我爸也啪就站起来，说贺龙是共产党员。后来那些小子就说贺龙是土匪，江青都这么讲了。我爸说：‘你江青说的，只代表你代表一个人，你要找我来调查贺龙是什么人，我告诉你，贺龙是共产党员，是共和国的元帅’”。

无疑，这样的情景，让儿女们触目惊心，他们担心父亲的态度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胡德华：这些造反派走了之后，我就跟我爸说，爸，街上的大字报都说贺龙是土匪，你就说贺龙是土匪，没人追求你的责任，你何必要跟这些造反派这么顶着来呢？然后，他其实这个人很少发脾气，但是，他那次就特别生气。他说将来历史会有一个公断的，说你任何时候都不能来胡说八道，他说像你们样，人家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怕挨打怕挨骂，没出息。

父亲在家的日子，胡耀邦自嘲是新“三门”干部，只逛街、不串门；有人来，不关门；好读书，不入门。事实上，他没有闲着，除了接待来客，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读书和思考上，他读历史，读马列，让思绪飞向中国的未来。几年后，在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征程中，他当仁不让地挥出了思想的亮剑。

1974年，中国政局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消失七载的邓小平和周恩来总理一起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共同出席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答谢宴会。随后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时隔不久，出来工作的机会又一次降临在胡耀邦头上。

胡德平：“是纪登奎找他去谈的话，就是分配工作，但是分配工作你要承认你是走资派。我父亲觉得这个罪过对他来说是种侮辱。他觉得，说其他什么错误都行，如没有很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工作中有缺点等，这种过失，他都愿意承担，但是说他是走资派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对他的一种否定。他在历史上，他不希望承担这个罪名。结果他就是不承认”。

尽管如此，胡耀邦还是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表达了一个心愿。几年来，这个愿望已经越来越强烈。

胡德平：“他就给纪登奎说，我比你的资格好像要老啊，我认识毛泽东比你这还早啊，只要能够让我见一次毛泽东，我哪怕和他谈20分钟的话，分配我工作去哪里这都可以，因为他确实想搞清楚，毛泽东的防修反修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想的。作为一个学生，看到老师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你教给我们的，我们都按照你这来做，我们觉得你这么做是对的，符合你的思想的，怎么你现在又变成这么一个观点，还让我来跟你，你思想是怎么变得呀。我们想搞清楚啊。我认为他这个劲是他最可贵的”。

几天后，在探望某个与胡耀邦私交甚密的军界首长的时候，胡德华偶然提起了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