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锌:

其实，我认为红基会当然具有更加准确的信息，而且它具有直接的，它不是去求证，不是去探寻或者疑问，它有直接的数据。比如说我们看到，就在昨天，其实红基会已经把这些数据都披露出来了。在两周之前，当公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它难道不可以做吗？

主持人:

但它为什么没有做，您分析？

王锡锌:

我觉得，这里面当然可能是一种猜测，因为我们今天做了节目、做了一些研究，可以说这些研究也表明，许多的慈善机构在今天中国的这种慈善体制环境下，它可能也有一些难处。比如说，如果有人或者企业承诺了要捐款，但是捐款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及时、充分地到位，而这时候慈善基金会如果突然跳出来说，某某明星、某某企业，他的捐款没有到位，可能对于承诺捐款的一方来说当然是很没面子的事。那么试问下一次他还会给你这个基金会那么慷慨的承诺吗？既然你这样不给我面子，可能我下一次就不会那么慷慨承诺了，更谈不上慷慨解囊了。所以我觉得，慈善基金会可能也有它的一些苦衷。

主持人:

那如果它有这样的苦衷的话，人们就会问了，这回因为是章子怡，是生活在风头浪尖，所有人关注下的大明星，所以她这件事儿会被网友、普通人给抖露出来。那如果知名度不如她，有钱的程度不如她的人，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我承诺了，但是我没捐这么多的事情，也是出于您刚才说的那种考虑，相关的慈善组织也不会出现把这件事儿抖露出来这种现象，而我们是不知道的？

王锡锌:

应该说，这样的情形可能是比较多的。我们能够知道的通常只是那种在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在有媒体报道的场合作出的承诺，因此这种承诺不仅仅是对基金会的承诺，其实它也是对公众的一种表态。这个时候，当然一方面表态产生效益，但是另一方面，公众也多了一双眼睛来盯着他。所以最好的办法，要真正解决这种承诺了不到位、不及时、不充分到位的情形，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基金会和受捐助的组织，有制度化的、充分的捐款信息对社会公开的一种制度，如果把你这明白账摆出来，那么承诺了不捐，这样的情形很快就会被公众所知晓。

主持人:

王教授，说到这儿，我们不妨听一听一位专门做慈善事业的徐永光先生(的看法)，徐永光先生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徐先生，你好。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你好。

主持人:

我们知道您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您在日常工作中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某一个人承诺捐这么多，但是最后没有捐到这么多，这种事儿常见吗，您遇到过吗？

徐永光:

过去我在青基会的时候，那是一个公募基金会，遇到过承诺捐款最后没有捐的，甚至有的是签了协议最后没有到位的。

主持人:

这种事常见不常见？

徐永光:

不是很常见。

主持人:

那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我说出去的话，我没有实践我的诺言？

徐永光:

现在媒体上讲所谓“诈捐”，我觉得这个帽子倒是扣得比较大，所谓“诈捐”就是欺骗行为了，这样的情况我认为还是比较少见的。

主持人:

您觉得不准确？

徐永光:

不准确，比较少见，但是有一些欺骗，那是一个恶性的东西。但是有的是承诺了以后，比如说因为本身这个钱一时没有筹足，捐款到位不及时，结果被人家追问你是不是诈捐。

当然，我感觉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通常也不是很严谨，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偏差的，我相信会有这样的情况。

主持人:

那您具体到章子怡这件事情上，她本来承诺说是100万，最后被大家发现是84万，少了16万。您怎么看这事儿，您怎么定义这件事儿呢？

徐永光:

我觉得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扣“诈捐”的帽子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它也会有各种原因。

主持人:

徐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现在出现的这种我承诺了，而没有我承诺的那个程度，您觉得出现这种现象什么原因最主要？

徐永光:

现在就是捐款有时候是表现的不严谨的，就是说有时候大家在一起举个牌，实际上他并没有做什么协议，而是说这一笔捐款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面，捐受双方坐下来谈捐款怎么使用，怎么监督，要有协议来规定。如果有了协议没有捐款到位，那就是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的。这样口头的承诺或者举牌，最后捐款没到位，实际上你用法律的程序去追究责任也是有困难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们对于捐款这样一个在法律规范下面的行为，有时候并不重视或者不懂，或者我们一些基金会也没有严格地按照法律的程序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