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

99%的都被钩过。

记者:

你有被钩过么？

司机:

钩过啊。

记者:

你也被钩过，被罚了钱没有？

司机:

有啊。

记者:

罚了多少？

司机:

8000。

解说:

昨天，我们的记者辗转找到了一位自称是曾在奉贤区做过一年半的钓头。

记者:

那每次出动，他们要出来执法的时候，是先告诉钓头吗？

钓头:

是，先告诉钓头。比如我是钓头，就告诉我，他们今天要出动了，就告诉我，你带一帮人过来去抓车子。

记者:

最早他们是怎么找到钓头的？

钓头:

都是凭关系。

记者:

做钩子的人一般都是什么身份？是本地人多还是外地外地人多？

钓头:

外地人也有，本地人也有。说得难听点都是生活所逼，想做这个来钱快一点。

记者:

那他们平常怎么来分配工作？

钓头:

分配工作就是行政大队，客管组的联合起来搞，我去接头，谈好了是500元一辆，我在那个点上就是拿200，人家去抓车的人也是拿200，总共拿400了，还有100就是他们里面的回扣了。

解说:

在本周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浦东新区环保市容局副局长李春明曾经表示，乘客身份需要走到法律程序的时候，才会公开。但事实上，如今公众真正关心的焦点已经超越了“孙中界事件”的本身，公众最希望得知的是，媒体捕捉到的“钩子”究竟是否存在，上海究竟有没有“钓鱼执法”的现象。

主持人:

王教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不管是新调查组还是过去那个调查组，调查的目标就是两个，一个是孙中界是不是清白，再有一个是上海是不是存在着“钓鱼执法”的问题。那么，调查组在调查的过程中，它会遇到哪些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