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如何“粘连”

张冠梓:实际上，伴随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发展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正在发生急剧的转型，这些变化有何意义？

赛奇: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人爱笑了，爱美了，也自信了，而且今天中国人的自由也是前所未有的。回想1976年我第一次来中国，那时中国与外界的交流是很少的，各种禁忌和顾虑也很多。我相信，这种变革会继续延续下去。中国人富有智慧，极有灵活性，对新思想、新事物的认知和接纳能力很强。这在过去的30年里，都得到了证明。

当然，坦率地说，这30年来中国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同时一些传统的价值正在流失，一些固有的社会关系打破了，维系人们的社会结构也渐渐解体了。譬如，在我看来，现在的一些中国人似乎比以前自私了。另外，毋庸讳言，社会上也出现了秘密结社、黑社会、家族和宗族势力泛起等现象。一些宗教势力也开始出现，在有的地方甚至有蔓延之势。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人们物质丰富、生活水平提高了的时候，没有给予应有的时间去考虑人生的价值和信仰，没有考虑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基础。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正逐渐成长，将成为社会的主角。他们没有经历过动荡和贫困，会对这个社会有着和父辈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他们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非常有趣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心态和社会价值观来看，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理所应当地服从集体，讲求无私奉献。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受到倡导。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甚至亲身体会到，个人的选择和想法开始受到允许，有的人也可以将它视为至高无上的原则。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在道德上的困惑、混乱和冲突。一切个人优先，导致对集体、对社会，乃至对国家和政府不信任。

张冠梓:这对执政党的历史观和信仰是一个挑战，如何避免整个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冲突和分裂呢？

赛奇:我想，对于中国而言，问题就是整个社会是否能够找到一种“黏合剂”，把整个社会“粘连”在一起。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天主教实际上在发挥着这样一个作用，中国无须照搬西方，但也需要找到这样一种把社会“粘合”起来的东西。凝聚力的问题，也就是寻找社会的“黏合剂”，是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严峻挑战。这个凝聚力从何而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观、道德观能够将中国社会团结起来？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每次到中国去，见到的人都在谈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更快地富起来，而很少谈理论，谈社会的价值，甚至很少谈中国政府现在一直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有不少人致力于寻找这种“黏合剂”，不是说这种努力不存在。我们看到了许多人呼吁“国学”，看到了儒学在中国的重现，大概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要继续保持吸引力，就必须找到新的资源来凝聚全党、全社会的力量。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不错，但切勿轻视继续发展路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无论是江泽民提出的“小康社会”，还是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也都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都是旨在回应个人在社会中的意义何在。至于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精神资源可以提供给社会，需要认真考虑。否则的话，极有可能会造成社会道德的真空和社会生活规范的无政府状态，直接影响中国政府所诉求的稳定与和谐。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生王洋、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石培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