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现在必须高度重视改革深化过程中的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确保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得到补偿，减少改革的社会成本和利益摩擦。

总的说，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改革发展的总体战略问题，具体说是改革的轻重缓急、优先次序问题。中国政府讲科学发展，但科学的发展首先需要科学的论证，需要进行详尽的理论分析。现在，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也成为经济学越来越重点“关照”的对象。

最主要的问题在政府治理

张冠梓: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快速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精彩过程。很多人认为，下一步改革是攻坚的改革，是政府体制改革。您如何看待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经济转型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意义？

赛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以深远的方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后果。随着政府向企业放权，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逐渐减弱，指令性计划机制的使用日益减少，利用市场力量进行配置以及生产的选择性则日益增加。地方政府被授予更多控制本地经济活动及分配经济成果的权力。经济转变重塑了社会结构，它正在改变地方政府与上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它改变了社会赖以组织的规则，以及社会与国家机构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

结果，就结构和心态而言，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更具流动性、更具活力。与垂直的相互影响和整合一样，水平的相互影响和整合亦得以发展，传统体制的基本边界已经被打破。

中国的权力使用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在地方层面最为明显。地方资源和权力结构越来越决定政治后果。人们可以在同一个省，甚至相邻的县里看到源于改革的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后果。有人已经看到了改革正在引起地方政府角色的衰退，但情况要远比这复杂得多。最重要的后果是地方政府的结构化和地方政府权力的重新分配。

当前，中国最主要的问题都在政府治理，应该说这是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如股市问题、腐败问题等，这些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还有一点，当前的改革绝大部分是行政体制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以来，社会与文化的多元特质，没有充分反映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当然，也有一些难题，譬如，环境污染及其治理，中央有相应的政策，但有些地方却不执行，利益诉求不一样，对环境问题的态度也就不一样。再比如保护耕地问题，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不得无节制地占用农业用地，可是有些地方偏不执行。结果引起社会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应该说这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特别危险。

当前，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管理能力和领导水平是很高的，领导素质也很好，有为老百姓做事情的愿望和责任心。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进行体制机制的变革，增加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这是改革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存在不同的争议，请容许我先不予置评。但许多问题是政府领导下就可以做好的，许多改革是在政府领导下就可以完成的。现在，中国的好处是经济的持续增长明显地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很好的条件和环境。

张冠梓:这些年来，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和方向，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赛奇:这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话题。其实，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探讨如何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进行积极稳妥的改革。我觉得，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毫无疑问，中国在政治上的改革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显著的，但更多的是行政层面和程序上的改革，目的是解决政府效能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但它不是政治体制改革。

总体来看，中国极其繁重的改革发展事业对政府效能的要求是很高的，中国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但客观地说，中国在政府问责方面的全球排名仍然是很低的。中国未来的挑战都与治理问题相关，我并不认为，中国政治形态和政治制度应该和欧洲或者美国趋同，这一问题要留作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仅就中国当下的问题而言，无论是腐败、征地、公司治理、赌博、股市运营等等，都与政治治理紧密相关。这些，应该是中国领导人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进而言之，尤其在经济初期起飞之后，面对一个急剧多元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共产党要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一党执政体制下建成一个透明、可问责的政府。为了保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高速的信息流动非常重要，也就是如何扩大广大民众的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如果共产党能够成功做到这些其他国家所没有做到的事情，这将成为经济奇迹之外的中国的又一个政治奇迹。

说到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只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传统和特色，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即使拿英国和美国相比，他们虽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但二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美国是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竞争执政，而英国基本上是一个党执政的制度，党控制了一切。政党一旦获胜，就会在英国政治中发挥很大作用，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是一样。所以在选举时，选民是选一个政党，而不是选择一个人。如果一个党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就控制了政府，从首相到市长都是这个党的党员。但社会和选民有手段来监督政府的运作。可以看到，在一党执政方面，英国与中国有着些许共同之处。换句话说，中国可以采取一些手段，譬如扩大民主，特别是发展基层民主，使党得到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