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对世界和佤邦而言及，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然而我们没有亲往。据说那天邦康并没有想像中那样热闹，鲍有祥甚至没有出现在禁毒大会的现场。事实上，那一天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禁毒大会，至少，它的规模远比同年3月6日的禁毒大会小很多。但无论如何，鲍有祥向全世界承诺的“无种植”正式开始日期还是被确定在2005年的6月26日了。

5.复种，复种

再次来到佤邦已是一年以后。仅仅一年，我们再到登俄乡的交易市场时，当年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的场面就没有了，剩下的，是一种不太真实的安静。

萧条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最令我们感慨的景象，安静在这时已经不再提供给我们安详的记忆。李丝美开始一趟又一趟地奔走在收债不得的路途中。我们已经在邦康街道上有了“熟识”的朋友，卖缅甸翡翠的商人、从四川来佤邦打工的农民、几个因为赌博欠债滞留邦康的重庆人……这一次我们在这里呆的时间很短，大家都有一种想迅速离开的念头。

2007年的春节，我们并没有打算去佤邦，前往云南只是我们的旅游计划而已。到昆明之后，与此前一同去过邦康的朋友联系，才知道佤邦的情况之糟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于是，我们从中国与老挝边境的孟腊县辗转两天，终于又一次来到勐阿边境。

“复种”是来接我们的邦康朋友见到我们时说的第一句话中最令我们吃惊的词，他还告诉我们，就是在向来犯罪率极低的邦康，他存在单位楼下的摩托车居然被偷了。这使我们第二天清早起床就急着往登俄乡跑。登俄乡前的哨岗前，娃娃兵们依然满脸带着笑容，我们下车等候他们检查时再次与他们合影，身前的木牌上写着歪歪扭扭的一句汉语：尊敬请停车。可当我们终于又一次站在那片“英国塔”前时，却因满目的荒草震惊不已。在没过头的枯草里穿行，听着叶子再一次拍打着我们的镜头，可从头发上摘下来的只有枯黄的杂草而已。

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苦于应付全家口粮问题的烟农，对政府的决定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异议，可当我们看到那些衣不蔽体的儿童，当我们看到来自粮食计划署的确实数据，当我们走在没过人头的杂草丛时，却不知道应该如何让这些烟民相信他们的未来会幸福光明。

离开邦康的前一天，在邦康城内的大金寺，我们遇到了佤邦地区傣族人的赶摆活动。整个大金寺院落内都是身着艳丽服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傣族人欢乐的歌舞场面，这一切都使来看热闹的佤族烟农显得更为窘迫。大金寺和尚念经的声音依然会在这喧嚣的院落里时不时响起，不知道再过一年，当佤邦政府必须向人民征收农业税之后，这些烟民还有没有心情来看傣族赶摆，而这终年响起的诵经之声又能不能让他们获得平静。

禁毒之后，在佤邦60岁以上的人吸食鸦片政府不予追究。

板块2 我所亲见的烟民

(引)眼前是进驻佤邦的联合国粮食委员会2006年底张贴的告示：一个紧邻佤邦首府邦康的村寨里，禁种鸦片一整年之后，这里52(佤族49户，汉族3户)户人家中，缺粮户达到40户。

我们站在这张用歪歪扭扭的汉字书写的告示前时，“金猪年”的元宵节还没有过，与中国汉族保持着同样春节习俗的这个佤人寨子，却透着令人尴尬的安静。

正午，一位始终带着谦卑笑脸的佤族妇女，正在舂糙米。那些对我们这样的“闯入者”有着浓厚兴趣的小孩子，全部围到了她的身边。糙米的颜色看起来比较深，颗粒则比大米更小一点。舂完的糙米谷壳尚未褪尽，那群孩子争先恐后地抓起来往嘴里送。

嚼着这些带着谷壳的米粒的孩子，大多都没有穿衣服。

1 登俄乡烟民尼赌

从2005年3月6日至2007年2月，佤邦登俄乡的烟民仍然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鲍司令与佤邦政府那么坚决地把所有鸦片全都铲除烧毁了。

“什么我都试过了，啥都收不得啊。”XXX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很多。他蹲在树下，指了指已经关上了门板的木棚，“去两年开了个小铺子嘛，人家来买东西，都没得钱给。收不到钱嘛，铺子也开不得了。”

他周围的村民都附合着发出叹息声。他们接我们递过去的烟时，每个佤族村民都会用左手轻托右手手腕以示尊敬。人聚得多了，叹气声就更大，这使汉语更好一些的尼赌眼圈有点儿发红：“没有人教我们种黄豆嘛，玉米我也试过了，不长嘛。什么都不长嘛。”他的两个孩子现在都在上学，交不起学费使他很为难，因为他很清楚得学点儿什么东西，至少得学会怎么种田。“不懂种田，什么都出不来。一年就收了700多块钱，什么都收不得。”何况，按照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措施，他的两个孩子每天都上学的话，可以为家里换来每天1公斤的大米。

他很小心翼翼地表示对种大烟时生活的怀念，因为赶上风调雨顺的时候，他家的大烟地一年可以收入近一万块钱人民币。他的怀念得到周围村民的响应，大家不停点头。我问他，是否因为种大烟土质变坏，能否用化肥改善改善土质时，他却自顾自表示，那样的田天生就只能种大烟，而且“化肥那么贵，没有钱，买不得那么多化肥啊。”

按佤邦政府原来的想法，在全面禁种后会有来自中国方面的技术与实物援助，但尼赌告诉我们，虽然在2005年禁种刚开始的时候，政府给他们发过一些替代种植物的种子，但对于世世代代都种鸦片的他们来讲，这些种子该如何开花结果完全是个谜。世世代代种鸦片的佤邦烟民，已经习惯那种完全靠天吃饭，撒了种子就只等罂粟花开收割鸦片的生活。他们甚至无力分辨种子的优劣、不知道播种育苗的基本常识。

尼赌将“没办法”翻来覆去地说了很多次。

2 李丝美一家

2005年2月我们第一次见到李丝美的时候，她正带着女儿小美在大烟地里割大烟。这块罂粟地距离百年前英国人留下的白塔不远，但却并不是她们家的，李丝美带着小美来这里收割鸦片是算打零工。

距离这块田步行20多分钟的一个寨子里，每年收大烟的时候，李丝美全家就会在这里开上一个卖米干的小铺子。寨子里全都是种大烟收大烟的人，这个米干铺的生意也并不见得冷清。虽然小木棚四面都透风，晚上睡起来很冷，但一家人还是为收入感到满意。拌有大烟籽的米干和凉粉，是佤邦人人爱吃的小吃。因为拌进米干里的大烟籽需要制熟，炒大烟籽时空气里就弥漫着香气。

不光是吃米干，当地人就是在抽烟的时候也喜欢抹一点儿大烟籽到香烟上，当然他们并不避讳我们，在他们习惯的时间里会坦然地躺下吸鸦片。对他们来说，种鸦片收鸦片卖鸦片吸鸦片，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生活状态。

李丝美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夭折)、一个女儿，可包括丈夫在内，全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她支撑这个家庭——丈夫很早就吸食鸦片，之后毒瘾加重，开始服化学毒品；大儿子也从鸦片过渡到吸麻黄素；女儿小美基本上也不怎么着家，有点儿钱就会到邦康城里转悠；剩下的两个儿子又太小，整日价只知道吵闹玩耍。对于家人，她似乎没什么意见，每天忙着做米干，每五天登俄乡赶集了就去集市上卖米干，或者四处找有没有人需要请帮工收鸦片。

2006年1月，李丝美开在寨子里的米干铺已经关了，因为没有大烟地也就没有烟民。集市上，因为没有鸦片交易，她的米干生意也无人光顾了。为了找口饭吃，李丝美给附近一个家里无劳动力的女人挑水，那个女人能够给她的也就是一顿饭。李丝美每天挑几担水后，就带着两个小儿子一起坐在别人家的院子里吃一顿饭。

对禁烟后自己一家人的生活窘迫，李丝美似乎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前几年别人欠了李丝美些钱，催一次债走上一小时的路，可去了很多次也要不回来几个钱。

2007年春节后再去登俄乡，我们去给李丝美送之前拍的她和她家人的照片。她看起来比以前木讷，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因为我们的到访表现出丝毫的激动。她看了一眼照片，顺手往窗台上一放，再无言语。

返回邦康城里的那一天，在大街上意外遇到小美。小美正搭朋友的摩托车，准备去监狱看望哥哥：“他吸毒被抓起来了。” 当天小美没有见到她哥哥，可似乎也习惯了，又乘着朋友的车走了。

按佤邦政府的规定，60岁以上的人吸食鸦片的，进行劝诫；60岁以下的，将强制戒毒。想要达到“无种植、无吸食、无交易”的终极目标，佤邦政府对于禁种后的吸毒人员，措施也变得更严厉些了。

版块三.复种可能性调查

2007年5月25日，参加东亚次区域禁毒谅解备忘录(MOU)签约国部长级会议的柬埔寨、中国、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以及联合国毒品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代表，在北京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共同通过了《2007年MOU北京宣言》。在签约仪式上，各国代表都对全面禁毒表示出了决心与信心。

然而，在信心之外，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此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却表示出了他对金三角地区罂粟复种的担忧：“虽然佤邦政府已经全面禁种了，但由于烟农生活压力太大，难以维持生计，罂粟种植反弹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

我们看到的情况映证了这种担忧。

1.粮食问题

步履艰难的替代种植

禁毒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禁毒后的问题很复杂。

这是2005年佤邦全面禁毒前，我们从佤邦政府官员口中最常听到的话。从两年多的佤邦烟农生存现状来看，他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虽然以勐勖县为代表的替代种植获得了很大成功，但困扰着佤邦政府的粮食问题，还将长期成为佤邦政府的头等大事。

在更早开展替代作物种植的地区，情况还好。按每人每天挣10元人民币的基本状况看，一个拥有两个劳动力的家庭，每月可以从茶厂获得六、七百元人民币的收入，基本上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的粮食需求。

记者的担心更多来自最晚禁种的邦康附近的北部高地地区。那里的气候条件与土壤条件都更为恶劣。虽然政府正在全力将鸦片地改造为杂粮地，但一百多年的鸦片种植历史大大恶化了当地土质。事实上，就算能够成功地将这些土地全部种上杂粮，要靠玉米、大豆或者旱稻之类的杂粮解决烟农的口粮问题，也显然是不现实的。目前，中国政府思茅、临沧及版纳地区，都对佤邦有相应的农业援助，联合国粮农组织也提供了一些粮食援助，然而，烟农们并没有得到免费的种子以及种植技术援助，佤邦的普通烟农获得农药的可能也微乎其微，这给烟农们改变现状的努力带来了打击。

与此同时，作为替代作物的橡胶树需7年开胶，茶树也要4年成熟，但是留给佤邦烟农的时间已经只有1年。佤邦政府能在这1年里给他们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每个人都在担心。

2007年3月上旬，佤邦政府主席鲍有祥在与云南省禁毒委副秘书长董胜的会谈中，坦然承认禁毒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佤邦有60万 人口，禁种罂粟后，将会有约27万人吃不饱肚子，仅粮食缺口每年就有2000吨。”农民禁种罂粟后，每年人均收入仅为原来的1/3。

到2007年5月，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近3000名果敢山区烟农因政府下令禁种罂粟而搬迁到边远山区，在政府力量难以触及的地方重操旧业，以维持生计。

时任佤邦宣传部部长的周大富在接受采访时忧心忡忡地表示：“我们禁毒，是不是应该让烟民们感觉到，不种大烟的生活更幸福、更富裕、更好呢？现在他们的年收入还不如从前，口粮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我们政府拿什么说服烟民不种大烟是应该的呢？”周大富认为，整个国际社会在佤邦全面禁种前曾经给了佤邦很大的压力，可是许多承诺在2005年的“6.26”之后，并没有变成现实。

2.边贸问题

60万佤邦人和中国的一口唾沫

“中国吐口唾沫，我60万 人的佤邦就能活。”禁种两年多后，佤邦总司令鲍有祥的语气里，多了些沧桑和无奈。

佤邦全面禁毒前，佤邦与中国政府的边境贸易相对自由宽松，这给佤邦政府的替代种植与矿产、木材的开发等，都带了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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