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片的罂粟

罂粟

金三角“禁毒后”危机

(引言)

佤邦，“金三角”腹地，真正的“金三角”所在地，据称曾经占领中国毒品市场80%以上的毒品源地区。

2005年6月26日，78公斤海洛因和123公斤冰毒被倾倒在缅甸北部佤邦地区首府邦康的广场上，火焰冲天而起。就在这一天，佤邦政府向世界宣布，从2005年开始，佤邦境内禁种鸦片，3年后买卖毒品将受到严厉制裁。

这个消息无疑让所有人长舒一口气。然而，禁毒之后的佤邦是什么样？种植鸦片超过100年的佤邦烟民靠什么生活？在过去以鸦片为政府税收一部分的佤邦政府，又将如何发展自己的政府事务？3年过渡期满后，食不果腹的烟民们会冒着杀头的危险再次撒下罂粟花的种子吗？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从2005年到2007年，本刊记者历时二年，三次亲历缅甸佤邦深入调查。

版块1 我所亲历的佤邦

2005年1月，当我们决定去看最后一季罂粟花的时候，仅仅是猎奇，可一切都在我们真正走进佤邦、真正住进烟农家破旧的棚屋时改变了。

我们从此再也不关心那些被各种媒体炒烂了的数据与利益分配，我们仅仅想知道，这些烟农都在干什么，当最后一季罂粟花开过之后，他们将怎样生存。

2007年2月，第三次前往佤邦登俄乡莫海村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担心已经变成了现实。

与这群烟农的对话，常常陷入死寂。之前在佤邦从未见过的乞丐已经在邦康街头三五成群。他们多是老妇带着幼童，他们不说话，只是牵着我的衣角甚至是发梢，静静地走在我身后。我在都市成就的铁石心肠，在这里无法生效。我递给他们水、米饭、面包，但是我不忍去看他们的狼吞虎咽，给他们拍照。我坐在泰国人开的餐厅里吃饭，花了几十块钱，做了一桌饭菜，我隔着玻璃偷偷地看着那几个孩子，他们欢乐的笑脸痛击着我的胃。我的可卑的可鄙的可恨的胃里，装着他们一家人一个月的口粮吧。

这些安静的佤族烟农们，安静地坐在邦康大金寺的院子里，看着炫目的傣族人家的竹棚。这个赶摆的日子与他们无关，他们仅仅安静地坐着，偶尔接过傣族人递来的一碗米干、一瓶水。

佤联军英俊的战士们，站在这热闹的人群中维持秩序。他们都端着枪，面带微笑，一样安静地注视着与他们一样从大烟地里走过来的烟农们。

1.不可抵达的金三角

2005年1月，关于金三角将收割最后一季罂粟此后将永远不再的新闻，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冲击着我们的眼球。那个被称为神秘的野蛮的危险的恐怖的地方，那片被称为最美丽最邪恶最绚烂最可怕的花丛，梦呓般环绕在我们四周。当一个探险者。当一个记录者。当一个亲历者。冲动使我们在春节还没有过完时飞往昆明。

从昆明到思茅，我们坐了一整天的车，却发现办理前往邦康的签证并不那么容易。在思茅的几间一夜30元的招待所里，我们几乎对此次金三角之行绝望了。这时，朋友辗转带来了生活在鲍有祥身边的人，这个人答应帮助我们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入佤邦。为此，我们激动得一夜未曾入眠。

就这样，之前被我们认为已经不可能抵达的金三角，轻轻松松地对我们打开了门。

踏入佤邦首府邦康的街道，满眼见到的都是汉字，听到的全是汉语，云南思茅的电信与移动网络，加上轻松流通的人民币，使我们很难感觉到自己已经身处异国。我们因为中国和国际媒体对佤邦的描述而紧绷起来的神经，在邦康人民广场门前站岗的娃娃兵第一次向我们绽放笑容之后，被扔到了九霄云外。邦康城很小，街道也不像思茅那样干净，可这里的气氛竟让我们觉得自己更像个旅游者。面对我们的照相机与摄像机，邦康城内的人并没有躲躲闪闪，这些来自中国、缅甸、泰国甚至新加坡的人们，大多安静地笑着。

这里很像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甚至也与现在中国的一些偏僻城镇几无二样。大街上刀郎声嘶力竭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此起彼伏，周杰伦、张柏芝的招贴画也随处可见。

事实上，在佤邦首府邦康境内，我们倒是体验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古风。在勐冒茶厂与当地人攀谈，大家都不约而同谈到禁毒的困难，从小在中国读书，为开茶厂又长期在中国学习考察的一位男子笑称：“有什么难办的？在这里，就是司令一句话的事情。我们不能像美国人那样，动不动就给人自由，我们学习的是50年代的中国。国家的决定，老百姓就照着做好了，全国人民都一起做。”虽然在邦康的监狱里，我们见到过因为吸毒被戴上重重脚镣的囚犯，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中国古话，似乎并没有在佤邦人民身上起效果。

在佤邦遇到腰间插着手枪的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受朋友之邀参加过的婚礼与葬礼现场，都遇到过持枪军人鸣枪表示敬意的举动，不过这样的枪声很少会真正在争斗中出现。在鸦片交易集市上，现金的流量很大，但我们看到，所有的人民币全部都堆放在地摊上，收鸦片者似乎并不担心有人会对那样厚厚的现金起什么歹心。

对佤族烟农来说，最好的放松方式并非吸毒，而是去赌场玩几手。我们遇到的大手笔的赌徒并不少，但普通烟民只不过玩一些一元钱下注的翻牌“游戏”。愿赌服输使这里的热闹并不紧张，没钱的烟农聚在豪客桌前，看别人一掷千金的快乐似乎也很受用。

2.最后一季罂粟

“路啊路，飘满红罂粟”。诗句催促着我们在尘土飞扬之中往大烟地前行。官方允许我们进入鸦片地，还借给我们一辆皮卡车，一路心情大好的我们不断停车搭载烟农。鲍有祥与他的政府正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一起，招募劳工平整山道，车一开，我们连自己都无法看见，除了将设备紧紧地裹在衣服里，我们只能听见烟农们在这尘土之中偶尔的几句交谈。

罂粟地，就在这样的黄沙之后突然闯入我们视线。说真的，第一秒钟我没有任何意识——这满山遍野的罂粟花，不关乎鸦片、不关乎毒品、甚至不关乎美丽不关乎娇艳……我们所有人同时陷入沉默。罂粟花打在我们的镜头上，割开的鸦片浆粘在我们的头发上。而几乎又是同时，我们开始轻呼。

正是这时候，我们发现了李丝美和她的家人。她那明显饱经风霜却毫无怨尤的脸，出现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微笑，然后她突然走过来，往我们的摄像机上插了一朵鲜红的罂粟花。

这时，她的女儿立在一旁，手里有刚刚割下来的黑乎乎的大烟浆，两个调皮的儿子对我摄影包里的绿箭口香糖垂涎三尺。我们决定跟拍这个女人。她也同意让我们住在她家。

3.最后一次交易

2005年春，佤邦的鸦片交易市场内秩序井然，哪怕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交易。

鸦片交易市场通行的货币是人民币，而与鸦片一起摆在天平上的秤砣则花样繁多。除了造型奇美的佤邦传统秤砣“坎丝(音)”外，子弹、电池、子弹盒、银元等全都可以拿来一用。虽然样式繁杂，但大家都按统一的标准交易，随意摆放在摊上的钱再多，也绝无人敢起歹心。

各种数量单位换算如下：

1颗子弹＝1甲

1个电池＝5甲

2.5甲＝1两

10甲＝1康

10康＝1拽

1拽＝3斤3两

不过，在这里交易的普通烟民并不占绝大多数。靠天吃饭的鸦片一年只收一季，一年只能收两三拽，收鸦片的人往往从烟农处以600至800元的价格直接收走。收成好一些的，一年无非也就是1000多元。在佤邦政府向烟农下达了逐渐禁种的命令之后，有些烟农开始在雨季种些杂粮。收成好的烟农也逐渐开始转向，慢慢把自己的鸦片地改种杂粮。因为佤邦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农民商户，拥有更多农业生产经验的中国人家庭，在政府下达禁种令后，比佤族人更快更轻松地改造自己的大烟地，并开始用多收的杂粮喂猪养鸡。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见到了替代种植搞得有声有色的勐冒茶厂。我们开始走访当地的政府官员、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与粮食计划署。我们在集市上看着烟民们交易鸦片，也看着政府将鸦片以税收的方式从烟民手中收走。我们看到那些辛苦的烟农满足地数着并不多的钞票，也看着他们在清晨起来点燃大烟灯。我们去过邦康城里生意兴旺的赌场，看到为数众多的来自中国境内的赌徒挥金如土，我们还偷偷靠近监狱见到因为贩卖毒品被拷上脚链的年轻囚犯。我们曾经计划存3万块钱，因为在佤邦，3万块钱人民币就可以建一所希望小学。当然，我们还对邦康城内政府官员及联合国两个机构办公、居住的豪华洋楼疑惑不已……

正如国际舆论所说，佤邦政府长期就是靠加工、贩卖毒品积累财富的。而佤邦政府官员那30元人民币的俸禄与清一色的豪华“官邸”那不言而喻的反差，以及这些豪华别墅与烟农破败不堪的草棚之间的矛盾，更暗示了佤邦禁毒的困难。

4.3月的那场大火

近两个月的时间，罂粟花全都败了

2005年3月6日，完成了鸦片收割的烟民们，带着令我们难以捉摸的笑容，出现在“白塔”前的坡上，面对陪伴这片土地100多年的白塔，他们看着鸦片、海洛因与冰毒被烈火焚烧。

他们的笑容也许来自于对这种场面的司空见惯，也许来自于对未来生活的真切好感，甚至也许是来自于空气中弥漫着的他们熟悉的大烟香味。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清楚，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收割鸦片，从此，他们将成为茶农、橡胶工、大豆种植户……他们很认真地相信，很快他们就会像几年前前往南佤的那些亲人朋友们一样，就会像河对面勐阿口岸的中国人一样，过着甜蜜富足的生活。

禁毒大会上，鲍有祥、中缅禁毒组织的领导，联合国禁毒委员会与粮食委员会的代表，坐在主席台上并集体点燃了烧毁鸦片、海洛因、冰毒的大锅。这一天，铲除的罂粟田共有383亩，涉及烟农46户，人口261人；烧毁的毒品共有112.5千克(其中海洛因35千克、冰毒77.5千克)。

一把大火之后，我们被朋友送回勐阿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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