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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鸿曾任南昌大学副校长,也是该校新校区建设的总指挥。据他所知,南昌大学、广东工业大学、郑州大学负债均在20亿元以上。
赤字运作的高校并没像原来预料的那样顺利——凭借扩招来偿还贷款,而出现巨额贷款无法偿还局面。
极度扩张之后,高校贷款后遗症随后出现,高校经费有限,贷款期限较短,无法短期还贷,部分高校贷款规模大大超出经济承受能力,无力偿还贷款,随着国家调高银行利率,一些学校甚至连利息都还不起。
经费紧张已经影响到高等教育质量,一些高校为了还贷,不得不压缩学生经费、办公经费,许多学校学生开不了实验课,没钱实习,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
高校究竟有多大的偿还能力?朱永新算了一笔账,学杂费和国家财政拨款是高校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财政拨款基本上用于学校人员工资的支出,不可能有结余;收取的学费中,国家明文规定必须不少于25%用于返还学生,不少于20%用于弥补教学经费的不足,不少于1%的比例用于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只能将54%的剩余学费收入用于贷款的还本付息。
朱永新说,即使将学费剩余54%全部用于还贷,对于规模巨大的高校贷款本息来说恐怕也是杯水车薪。
邵鸿介绍说,南昌大学负债20亿元,每年利息就要1.1亿元,全校收入不到3亿元,每年仅够付息,采取用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的办法维持债务。当地政府为了让学校还贷,出台政策,允许学校对在新校区上课的学生加收50%的学费。学校把2.5万名本科生都转移到新校区,然而高学费同时带来一个另一个后果,学生负担过重,交不起学费,学校每年有3000多万元学费无法收回。
朱永新认为,凭借高校自身的力量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银行在向高校贷出款项之日起,这些贷款就注定会成为不良债权。
谁的责任?
高校贷款始于1999年。当时,高校因大幅度扩招面临教育教学资源严重不足,而国有商业银行面临无处放贷,信贷资金库存面临巨大的窘境。
而此前,高校办学长期恪守量入为出的原则,靠贷款筹资办学的方式高校并不认可。1995年~1999年间,在教育部所属的34所高校中,整体负债额不高,平均不到 1900万元。
朱永新委员认为,高校贷款是地方政府默许、鼓励,甚至强迫高校的结果。
朱永新说,为鼓励高校贷款,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国家在发放教育国债资金时,都要求地方政府和高校必须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对配套资金确实不能到位的项目,要视情况,调减资金”。为了得到补助,高校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只好向银行贷款来筹集配套资金。
据调查,凡是教育国债资金安排的项目,其总投资中要求当地政府及高校配套资金必须达到2/3以上,但大部分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未予配套,高校的配套资金主要靠贷款融资。
例如,宁夏大学利用教育国债11965万元投资建设的项目中,地方主管部门仅配套700万元,而学校自筹的2368万元配套资金则大部分依靠向商业银行贷款解决。
扩招之初,许多大学校长对贷款办学比较谨慎。此时,一些地方政府向高校承诺将在未来协助高校偿还银行贷款,具体的补助方式有政府全额还本付息,高校还本、政府还息以及高校还本、政府部分贴息几种。
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也持同样的观点。朱永新在3月6日举行的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说,高校为政府承担了责任,扩招后,全国高校共投入5000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仅有500亿元,其他都是高校通过贷款和收费解决的。
在3月7日举行的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认为高校债务是政府造成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他说,高校贷款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高校贷款从客观上有扩招的原因,中央政府已经投入了许多资金,但地方政府没有资金支持,致使高校运转出现困难,高校只好通过银行获取贷款缓解压力。
有专家认为,高校把债务都推给政府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说法,高校贷款有中央政府责任,但实际上也是高校、地方政府、银行三方共谋利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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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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