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是由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所选择的。由于受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所制约，这种选择当然不见得尽善尽美。经过半个多世纪讳言资本主义之后，转而承认1949年以前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相信“对于国民党统治22年间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应当“重新作出估价”，这种大胆反思和探索的精神值得肯定。但若是由此使人得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共产党当时更接近资本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或至少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国民党，反而更远离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会让人有点不容易理解。毕竟，不管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也好，官僚资产阶级也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它都必定反映或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某种生产关系。说一些人代表着，甚至本身就是某种资产阶级，同时却又说他们不搞或没有搞资本主义，这在逻辑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一种困扰，说起来可以讨论的原因很多。比如蒋介石说的和做的也许未必一致，只看到他不赞成资本主义的一面，却可能忽略了其政策的实际倾向与后果。又比如也许存在着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解不同，过多地看到50年代以后的那个增强了社会责任意识的变革中的资本主义，却可能忽略了蒋所反感的其实是那个充满了太多的私欲、放纵和贫富悬殊的自由资本主义。再比如可能对历史事实的认知有所不同，过分强调了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作用，却忽略了作为一种现实的生产方式，其虽确有半封建的一面，但它也具有半资本主义化的另一面。（类似的情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发生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中，就出现过。当时一派人认为中国的生产方式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化，另一派则坚决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有丝毫改变。）但另一个可能更为直接的原因却在于，一方面注意到历史上的国民党和资本主义之间未必能够划上等号，一方面却还未能完全突破传统的阶级分析的框框。胡绳先生在这一点上的的突破仅仅在于，他强调不宜“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问题是他同时又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说:“国民党总的说来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说:蒋介石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既如此，不宜“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话等于没说。

关于国民党的阶级性质问题，至少就历史学研究来说从来就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历史研究重的是证据，它甚至未必要对国民党究竟代表了哪个阶级的问题做出回答。即使有必要了解国民党的阶级代表性问题，历史学者也更多地应当侧重于先就具体时间的具体问题进行考察，看国民党在什么时间、什么问题上具体做过些什么，它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及其他有关领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具体对哪个阶级（亦或是哪些阶级）最为有利。但是，过去的近代史研究当中，谈到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时候，人们却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只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过去政治斗争时的种种政治结论。结果，因为国民党在不同时期与共产党的关系不同，共产党对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定性不同，谈及国民党阶级属性的近代史著作，通常也无法得出一个一以贯之的结论来。1924年前后的国民党被说成是四个阶级联合的党；1925年冒出一个“西山会议”派，才开始有所谓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说法；大资产阶级既然已经离开，1926年蒋介石发动“三·二0”事件，通过《整理党务案》，就只好被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民族资产阶级走开后，武汉时期的国民党就只好被判定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了。1927年以后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长期被定性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抗战开始前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又有了统战关系，国民党的地主阶级头衔自然被取消，于是得以被重新判定为资产阶级政党；1940年以后国共两党磨擦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遂将资产阶级划分成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决心把蒋介石排除在外，由是国民党“顽固派”又开始与地主阶级相提并论，并被戴上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帽子；等到1947年内战爆发，共产党人逐渐注意到国民党政权手中的国有资本问题，进而将其划入官僚资本的范畴，据此又认定了蒋介石等人的“官僚资产阶级”成份。

十分明显，历史上对国民党的这种种定性，更多的是基于瞬息万变的激烈政治斗争的需要，简单地照搬过去政治斗争时期的说法，在今天当然有所不妥。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当年的共产党人也还要因时因地，依据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具体行动和政策，随时改变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我们今天在谈论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及其历史作用的时候，又怎么能够不加慎密考据，完全离开具体的历史时段和历史环境，用一个阶级或一顶帽子就盖棺论定了呢？当然，历史研究不反对“大胆假设”，问题是这种“假设”性的看法必须建立在“小心求证”的基础上。也就说，当准备我们提出某种看法和观点，纵使是那些可能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观点时，在今天都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们是否做到胡适先生所要求的:“拿证据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共产党人在1927年把蒋介石归类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一个美国学者却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告诉我们说，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1927年建立南京政府之后，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其实相当紧张。

国民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严格说来极为复杂，并非三言两语和简单化的一个结论就能说清。尤其是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情况就更是复杂。在目睹了共产党几十年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艰难过程，了解到革命党与执政党大相径庭的特性和使命之后，我们今天理应在谈及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时候，表现得更加谨慎和客观。因为国民党毕竟也是一个有过二十多年执政历史的执政党。作为执政党，无论它愿意或不愿意，它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站在国家利益和大多数国民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此即涉及到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合法性”问题）。何况国民党从来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共产党那样的革命党，它从来没有共产党人那样强烈的阶级抱负和超越民族国家的宏大政治理想。它摆脱革命党的角色，开始扮演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单一阶级利益和阶级目标的执政党的过程，照理远比共产党人要容易得多。

当然，笔者并非认为必须要改变对国民党阶级属性的判断。但正如笔者所强调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样去提出问题，包括做出假设，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样的问题或假设是正确的。可惜的是，至今大陆学者随意使用“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头衔来定义国民党的人很多，真正深入去研究过国民党与国内资产阶级关系的人却寥寥无几。结果是，几乎所有人都理直气壮地继续使用着传统的说法，甚至胡绳先生进行了全新的理论思考，肯定了国民党不等于资本主义之后，也仍旧无法不按照传统观点来看待当年的国民党，可是却没有人具体地研究过那些被国民党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在中国金融工商资本中究竟所指为何？以及就历史事实本身，包括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严格意义上，为什么说蒋介石国民党就是“官僚资产阶级”？

2000年《近代史研究》第3期刊登了汪朝光先生的一篇文章，他从日本人当年留下来的档案中找到了蒋介石等人用私人名义在外国银行分存巨款的一些记录。这些来源不清的记录为相信蒋介石国民党是“大资产阶级”代表或“官僚资产阶级”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可是却很少人真正重视这一值得深入去考据和研究的材料。因为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这个问题都好象早已是盖棺论定，无可置疑的了。也许，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问题相比，这种对一切以往结论全盘照收，不加思考的态度，才是一个更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呢。难道人们真的就如此健忘，真的再不记得历次政治运动中轻信他人，不重证据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了吗？政治生活中是这样，历史研究中又何尝不是这样？

要想避免在学术研究上出现明显的错误，甚至要想避免在生活中重演历史的悲剧，我们都有必要时时记住胡适先生的那句话:“拿证据来”！

[1] 转见《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以下凡引自该谈话者，均不再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