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人人希望和平统一，共产党要求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而国民党则要求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最终导致兵戎相见，再度形成大规模内战局面。身为中央政府，本应占据政治优势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反而受到更多谴责，以致最终陷于失败。您认为这主要是中共军事及其情报工作的成功呢，还是某种人心向背的反映？

杨奎松:这里面当然有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要知道，中共的情报工作和策反工作能够做成功、起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人心转变这一重大历史背景的。我考察过不少在战后参与中共情报工作和接受策反的国民党人的个人经历，发现他们无论是哪种情况，其中多数其实都只是在抗战结束、内战打响、蒋介石国民党内外政策各种弊病显露无遗后，才逐渐下决心弃国而投共的，真正从抗战胜利前就在暗中做间谍，是极少的。这从国共内战形势变化的时间表也可以看得出来。两党全面开打是1947年，这期间我们知道的中共最成功的情报工作，只有熊向晖密报胡宗南部突袭延安计划一事。但除此之外，在整个1947年，中共的情报工作都并不十分成功。因为直到当年秋天以前，中共都一直是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且不少地方损失严重。如果中共情报和策反工作早就做到了家，如何会出现此种局面？

中共在军事上开始占据优势是1947年秋天以后，只经过了不过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到1949年初它就已经打下了半壁江山，与国民党决出了胜负。而恰恰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自身的政策和统治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与危机，造成了全国范围的人心骚动和不满，甚至蒋介石身边亲信都接连自杀。这些显然与中共的情报及策反工作无关，但却极大地瓦解了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斗志，加速了动摇者的转变，便利了中共策反政策接连成功。

其实，当年大多数稍有报国心的国民党人，也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和舆论界人士，都曾对国民党寄予很大期望。不止在抗战前，甚至直到抗战后期和到战后一两年，他们仍希望国民党能改弦更张，引领中国走向和平、统一、民主和富强。如当时国内最有名的报纸《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和战后一段时间影响极大的政论杂志《观察》主编储安平，早先都不了解，也不喜欢共产党。《大公报》自抗战爆发前开始实际上就一直在支持蒋介石中央政府，储安平在《观察》杂志上直到 1947年都还发表言论认为中共在民主问题上还不如国民党。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抗战后期，特别是战后一意孤行地必欲维持其一党统治地位，不惜用武力解决问题，又是取缔民盟，又是查禁报刊言论，那边中共却高揭民主旗帜，以联合政府相召唤，王芸生、储安平及他们所主持的报纸杂志最终倒向中共一边，实在也是“无可如何山穷水尽诸路毕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按您的分析能否认为，国共两党战后较量的成败转换，其实也与这个“道”字密切相关？

杨奎松: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一直在政治、军事各方面争来争去。但无论是谁，都非要讲个“道”字不可，也就是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争个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合法性基础，或证明自己政治正确。在近代中国，大多数人都信两个理:一个是“爱国”，一个是“民主”。国共双方都说自己最爱国，指责对方不爱国，实际上双方都在抗日，充其量只是一个多和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双方争不出个输赢来。然而，自近代以来，国人几乎都清楚:中国要建成现代民族国家，民主宪政是必由之路。国民党过去一直说民众程度不够，要先“训政”，再“宪政”。但抗战开始后，国民党“训政”的结果，不仅军事上屡战屡败，而且政治、经济、外交上也问题多多。特别是战争后期贪腐泛滥，影响到1944年被日军连夺数省，几乎连陪都重庆都差点儿放弃了。在这种情况下，其统治地位如何能不被人质疑？

中共则不然。抗战期间，它通过一系列的言论和行动，成功地让国内外舆论相信:国民党独裁，共产党民主且平等。在战后，它也同样逐渐使国内大多数民众和中间群体相信:和独裁、官僚、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相比，只有共产党才可能真正给中国带来希望。而事实上，它也确实一再展示了其民主、平等的政治魅力之所在，包括让众多完全不识字的贫苦农民过上了能够通过选举来推举基层官员的政治生活等。这些都让顽固坚持一党政治的国民党相形见绌。

总而言之，国民党当年失败，有很多原因，但国共两党历史较量的过程中，双方对民主政治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实在是决定两党成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