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公开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仍然是这种风格。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共作了6次讲话，其主要思想主旨是纠“左”。他认为平均主义的毛病不在农民，而在政策。甚至把某些人脑子里的“共产主义”定义为“公开抢”。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

“斯大林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毛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 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 “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瞒产私分，深藏秘窖，站岗放哨，保护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主义，写一个条子，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 他生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他懂得马克思主义。”“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麿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用无偿搞共产主义不行。”“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 旧社会叫做‘贼’，红帮叫做‘抢’，青帮叫做‘偷’。抢和偷，在名词上叫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 现在一点代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 群众普遍反抗，于是翻箱倒柜，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12]

在讲道“基础工业”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时，毛泽东用“身体”作比。“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13]谈及“干部锻炼”，他要“放火烧身”:“放火烧身，可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包括我在内。…… 所以一定要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放两次火。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是就好了吗？”[14]后来这一著名比喻竟在“文革”中被扭曲（发展？）为“火烧”、“油炸”和“喷气式”。提倡“鼓足干劲”，毛泽东号召“向细菌学习”:“有一种微生物叫细菌，它虽小，但是在某点上来说，他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干劲十足，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无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谁，它要钻进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来什么人都不算数。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15]在强调发扬“民族风格”时，毛泽东宣称要制造“中国的概念香肠”:“有些东西还要民族风格，……如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出口，自己吃。”[16]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毛泽东语言中的气势

毛泽东讲究修辞的“气势”，形成了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他反对照搬照抄的“鹦鹉”态度，对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张修正:“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17] 强调要“硬着头皮”、“挺直腰杆”，“站着说话”。1957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某些新闻报道的“技术”极其不满，喝斥为“贾桂作风”。他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18]

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甚至认为，从毛泽东的语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种“直面死亡的绝对化倾向”，一种一往无前的挑战精神。[19] 如毛泽东说: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20]

众所周知，对于欺压老百姓的官僚主义，毛泽东痛恨至极。反映在政治修辞中就形成了具有浓厚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中扫除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21]

毛泽东如何自我评价

毛泽东的“自己评价”也是政治修辞之极品。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经反复思考，给江青写了一封他自己称之为“黑话”的信，这是毛泽东罕见的自我观察的“政治镜像”。信中说: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22]

当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经历了一个“语言学转向”，途经“解释学转向”之后，现在则进入了一个“修辞学转向”。或许毛泽东不曾想到，在他在去世30年之后，其思想不仅还活着，而且进入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原题《毛泽东政治修辞的霸气天成——Mao:The Unknown Story的另类版本》 摘自学术中国

注释:

[1]《毛主席1965年1月9日同斯诺的谈话》，这里引用的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

[2]参阅:龚文庠《说服学的源起和发展趋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3]参阅: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李宏图、胡传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4]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

[5]《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7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199页。）

[6]《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20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204页。）

[7]《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5年9月）》，会议记录稿。

[8]《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8月30日）》，会议记录稿。

[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

[10]《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5年9月）》，会议记录稿。

[11]《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8日）》，会议记录稿。

[12]《在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5页。

[13]《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上的指示（1964年6月6日）》，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版。

[14]《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8日）》，会议记录稿。

[15]《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206页。

[16]《与毛远新的谈话（1964年3月）》，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北京版。

[17]《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9日）》，会议记录稿。

[18]《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会议记录稿。

[19]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pp. 65-66.

[20]《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8 日)》，会议记录稿。

[21]《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1958年5月20日)》，会议记录稿。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