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晚年的言论，为什么要说“五十以学《易》”呢？为了与其观点相符和，“晚年论者”对这段话作了种种解释。一种办法是改变文章的句读：如清代龚元玠《十三经客难》云：“先儒句读未明。当‘五’一读，‘十’一读，言或五或十，以所加年言。”按照龚的说法，这段话就成了“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一种是改变文章的文字：最有代表性的是朱熹《四书集注》，他说：“刘聘君见元城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五十’作‘卒’，盖‘加’、‘假’声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按这种说法，这段话是说“假我数年，卒以学《易》……”。还有一种方法是改变文章的理解：明代孙应鳌《四书近语》云：“非以五十之年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也。”孙氏认为所谓的“五十以学《易》”，是指大衍之数五十，而不是指五十岁。廖名春说：“《论语》此章是孔子晚年深入学《易》之后的追悔之言。其意思是说：再多给我几年时间，只要我从五十岁时就像现在这样学《易》，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了。”（同上）以上几种说法均显牵强，故不从。“五十以学《易》”当从郑玄、何晏之说，为孔子五十岁以前的言论。《论语》和《史记》的不同记载，应当和孔子修订《诗》、《书》、礼乐一样，是前后不同阶段的事情，不必强合于一处。

按，孔子一生曾经有两次集中对文献的整理。第一次是在由齐返鲁后，时孔子四十七岁，首次出游遭到挫折，加之鲁国阳虎当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世家》）第二次是孔子晚年周游列国不遇，返回鲁国时。《孔子世家》云：“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世家》叙此事于鲁哀公十二年，此时孔子已年近七十。《论语·述而》中“假我数年”一语，显然是孔子第一次而不是第二次整理文献时所说的。但《世家》叙述第一次整理文献时，并没有提到《易》，而只在第二次整理文献时说到“晚而喜《易》”，并引用了“假我数年”的话。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孔子直到晚年才对《易》发生兴趣，也不意味着“五十以学《易》”是孔子晚年的言论，而是因为司马迁是对《易》与《诗》、《书》、礼乐作了不同处理。对《诗》、《书》、礼乐，在前后两个阶段均作了叙述，而对《易》则只在后一段作了集中叙述，把前后不同的事情放在了一起。其中“假我数年”一段即是以前的事情，但在叙述“晚而好《易》”时连带一并提起，这样作可能如学者所言，是因为“《诗》、《书》、礼乐是孔子教一般学生的教材”，而《易》“则是比较高深的学科，因之不用来做普通教材，只有少数高才生才能学习”（钟肇鹏《孔子研究》第92页）。由于《易》与《诗》《书》礼乐有这样的差别，在叙述第一次整理文献时，因下面接着有“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的话，故省去了对《易》的论述，而放在“晚而好《易》”时一并叙述。

“五十以学《易》”是孔子五十岁以前的言论，但孔子并非五十岁以后才开始学《易》。从《左传》等书的记载来看，《周易》是在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种典籍，贵族常用其占卜，并引用其卦爻辞。“五十以学《易》”并不是说五十岁才开始学《易》，而是表示对《易》有了新的认识理解，决定要重新学《易》。《周易》传统上是一部占卜的书，其作用是预测吉凶，孔子以前大概对《周易》也作如是观。但在四十余岁整理文献时，通过研读，对《周易》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周易》具有对人生指导的作用，于是发出感叹：再给我几年时间，从五十岁时好好学习《易》，这样便可以无大过了。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孔子此时已不是从占筮的角度来理解《周易》，而是把《周易》看作一部人生的教科书，是从哲理的角度看待《周易》。孔子自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又说：“我观其德义而。”（帛书《要》），正反映了这一点。

〇孔子辨古物“羵羊” 季桓子挖井，挖出一个土罐，里面有一只羊，派人问孔子询问。孔子指出，木石中的怪物叫夔、蝄蜽，水中怪物叫龙、罔象，土中的怪物叫羵羊。孔子好学，有博物君子之称，故有识羵羊、辨大骨之事。

【文献】《国语·鲁语下》：“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羵羊。”《史记·孔子世家》：“孔了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又见《说苑·辨物》。

【考辨】孔子辨古物“羵羊”之事，最初记载于《国语·鲁语下》，而没有说明具体时间。司马迁将此事定于定公五年，当有所据，今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