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敬王15年鲁定公5年丙申（公元前505年）

〇孔子四十七岁，退修诗书礼乐 季桓子家臣阳虎与桓子的另一个宠臣梁怀玉发生矛盾，桓子偏袒梁怀玉，阳虎一怒之下，囚禁了季桓子。后桓子与阳虎立盟才被释放。自此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家臣手中，“陪臣执国政”。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无意仕途，专心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四方弟子前来受业，影响不断扩大。

【文献】《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墨子·公孟》：“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史记·孔子世家》：“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鲁周公世家》：“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私怒，囚季桓子，与盟，乃舍之。”

【考辨】阳虎囚季桓子，事在定公五年，故列于此。《世家》说“孔子不仕”，但孔子自齐返鲁后，此时尚未出仕，故当有误。

《世家》又于鲁哀公十二年说：“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云云，可知孔子修订《诗》、《书》，非一日一时。大概今年即开始对《诗》、《书》作初步整理，而到晚年才真正完成，故太史公叙述此事于两处。钟肇鹏说：“这里没有讲到《易》、《春秋》。大概孔子晚年才研究《易经》，所以说‘五十以学《易》’（《述而》）司马迁也说‘孔子晚而喜《易》’（《史记·孔子世家》）《春秋》也是孔子晚年的著作。孔子认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因之不用来做普通教材，只有少数高才生才能学习《易》、《春秋》。”（《孔子研究》第92页）

按，钟氏认为《易》、《春秋》与《诗》、《书》、礼乐有区别，是正确的；但他把“五十以学《易》”与“晚而好《易》”混为一谈，则有误。详见下节考辨。

〇孔子学《易》，自称加以数年，可以无大过 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献时，对《周易》一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周易》原来是一部占卜的书，其作用是预测吉凶，而此时孔子对《周易》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周易》具有对人生指导的作用，是一部人生教科书。于是发出感叹：再给我几年时间，从五十岁时好好学《易》，这样便可以无大过了。

【文献】《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礼记·缁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考辨】《论语·述而》有所谓“鲁读”的问题。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第二十四《论语音义》云：“学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鲁》指《鲁论》，《古》指《古论》。这里是说《古论》“学易”之“易”字，《鲁论》读作“亦”字，陆德明认为《鲁论》之异文不可从，应从《古论》。但清代惠栋提出异义，他以《外黄令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学”为证，认为当以《鲁论》“亦”字为是。日本人本田成之更进一步提出“《易》为孔子、子思、孟子所完全不知”。近人钱玄同、钱穆、李镜池、郭沫若、李平心等皆步其后尘，否认孔子与《周易》有关，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但也有人反对其说，张心徵、朱谦之、冯有兰都认为当从《古论》作“易”。二者相互争论，莫衷一是。李学勤先生认为“易”、“亦”异文是由于同音通假而致，而“易”、“亦”二字在上古音中韵部并不相同，“易”在锡部，“亦”在铎部，因此不能相借。西汉以后，锡部、铎部之字才开始押韵，“易”、“亦”两字之音方相接近。所以“易”、“亦”的通假应是两汉之际以后的事，不可能发生在西汉。鉴于西汉已有作“易”的本子，那么“亦”必然晚出（参见李学勤《“五十以学〈易〉”问题考辨》，《〈周易〉经传溯源》第50页，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

关于本章的时间有不同看法，一些旧注认为《论语》此章是孔子五十岁以前的言论，如东汉郑玄《论语注》云：“加我数年，年至五十以学此《易》，其义理可无大过。孔子时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故云然也。”认为“五十以学《易》”的“五十”是指五十岁，这样孔子讲这段话的时间当在他五十岁之前。后来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亦说：“《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知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矣。”宋代邢昺《论语注疏》则说得更明确：“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清人编定的几种年谱，如江永《孔子年谱》、狄子奇《孔子编年》等都将本章列在周敬王十五年，孔子四十七岁时。这种看法与文意相符，应该是正确的。但有人对此提出疑义，认为此说与《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不符，且无法解释为什么孔子五十岁才学《易》，而主张此章是孔子晚年的言论。

“晚年说”的根据主要是《史记·孔子世家》的一段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其中“加我数年”一语显然即是来自《论语·述而》，《世家》这段文字排在孔子暮年返鲁之后，时间应该是在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前后，此时孔子已年近七十，所以认为是孔子晚年的言论。近些年出土发表的马王堆帛书《要》，也提到孔子晚年学《易》：“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一些“晚年”论者便以帛书为根据，如廖名春说：“《论语》此章的‘学’，实质就是《史记》、《汉书》、帛书《要》篇之‘喜’、‘好’。只不过‘喜易’、‘好易’是他人对孔子的客观描述，而‘学易’则是孔子的谦称罢了。”（《帛书〈易传〉初探》第165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