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沦丧 诚信竟成为高不可攀的标准

当代中国的道德标准是什么？作为社会的公共道德里最基本的一项，诚信本来应该是人人遵守，不许任何提醒与告诫的基本标准。可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彼此信守承诺，讲究诚信，竟然成为奢谈。这已不是简单的诚信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道德的沦落与败坏。参与并加速这个过程的，不仅仅有基本的社会个体，更有社会中的精英们，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企业，这些人或是企业，用自己的行径，无时无刻告诫社会上每一个人：不需讲诚信，社会的公共道德就是没有道德。【详细】

一面包车将2岁女童撞倒碾压后逃逸，18个路人经过，都没救援或报警，直到一名拾荒者发现后将她扶起，呼喊救人。【详细】

社会道德下行的标志：主体精英的底线日趋失守

社会道德沦丧的结果是什么，只是全社会向钱看么，只是知识精英弄些假文凭假学位假论文么？事实上，社会的道德沦丧，意味着这个社会的迅速罪犯化。而中国这个传统上的官本位国家里，官员实际是全社会精英的表率，整个社会，无论士农工商，眼睛都盯着官员，将他们的言行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相应的，官员的道德规范，也就对整个社会道德发生剧烈影响。现在这些表率——官员们，他们的道德底线也在逐渐降低，甚至是失守，这种情况正是社会道德下行的标志。【详细】

道德容忍阈值升高：民众对社会向下行日趋麻木

层出不穷的坏消息让公众道德阈值不断上升，民众的同情心变得日益稀薄时，但却更加谙熟社会运行“潜规则”。曾几何时，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确以为“围观可以改变中国”，但现实彻底粉碎了人们的美梦，“围观”变成了毫无威慑力的“打酱油”，公众的道德正在麻木，社会崩溃的风险正在加剧。【详细】

底层人的底线如此之低，突破底线又如此之毫无顾忌，俨然一副泼皮无赖的嘴脸，真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大悲哀。然而，这又是人性之恶难以改变的客观存在，古今中外，一以贯之。事实上，所谓“人穷志不短”，只是自励与励他时的说辞，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人穷志短”才是事实。
    更重要的是，底层人的底线，之所以会如此之低，将“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良好道德传统彻底抛弃，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如受教育程度不高、法律意识欠缺、经济压力过大等，还和整个社会环境不断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密切相关。【详细】

法律对贪墨犯罪相对比较宽容，为了遏制犯罪，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对犯罪采取了高压态势，对一些犯罪不断加重刑罚，但是就没有一个严惩“贪污受贿犯罪”的决定。【详细】

法律在打击学术造假方面明显滞后，追究学术造假者的刑事责任一直没有下文，甚至被骗取的科研经费也难以追回。在经费的管理上，还延续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操作模式，缺乏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打击和惩处机制。【详细】

对渎职行为的“宽容”，影响对渎职犯罪的查处，造成了渎职犯罪发现难、查办难局面。老百姓的宽容，导致举报少，领导干部的宽容，客观上起到包庇放纵犯罪作用。在实践中，大部分本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渎职侵权犯罪，也就在众人的这种“宽容”心态面前被忽视，被谅解了，最终逃脱了的法律追究。【详细】

梁启超最早提出改造国民性：胡适 鲁迅 毛泽东等人深受影响

梁启超已认识到中国积弱“总因之重大者”在于全体国民的弱点，劣点，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性。他还借鉴西方思想，系统地向人们灌输一套新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力图造就与臣民完全不同的一代新国民。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道德，新观念，新理想，不但被当时政治立场对立的革命派所接受，而且在五四时期，又借着新文化运动者的嘴和笔再次被提出来，而成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到了当代，塑造新国民，改造国民性仍是未完待续的话题。【详细】

20年间，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发生了巨变，国民性格也在因此改变，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又暴露出新的时代病症，而许多犬儒化的知识分子，已基本丧失批判精神，虽不时有隔靴挠痒的意见出现，但多数疑似各种小利益集团代言人在发牢骚。在此情况下，柏杨式独立的批判精神更显珍贵。20年后的今天，再看中国人。【详细】

中国人熟知柏杨，源于20年前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这是柏杨对华人世界最具警醒作用的作品，他说中国人之所以“丑陋”，是因为被“千年酱缸”酱成了“干屎橛”。在20世纪80年代的海峡两岸，这种论调太过惊世骇俗——“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详细】

中国人是不是还丑陋，这样的问题问到柏杨，他也无法一下子回答。肯定有改观，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柏杨认为。在这一“国民性批判”提出来的20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经济起飞、生活改善、文明与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进取方向更为明确。【详细】

大陆很有希望。 我写过一篇谈邓小平的文章，邓小平的经济开放了不起，他有国家领导人的气魄。要争气啊。藉这个机会改善国家物质建设现况、提升精神文明素养，2008年的奥运会是一个激励自己的机会。【详细】

改造国民性实为文化决定论 数据表明文化不能决定现代化成败

步云乡是中国第一个试行乡长直选的地方，2000年底，蔡定剑来到步云，探究中国农民对直选的态度和直选的效果。在步云，蔡定剑得到了农民对选举评价的原始话本，这位有改革意识的官员被深深触动。一位乡里干部对蔡定剑说，直选乡长活动，群众参加人数之多，积极性之高，演讲、选举场面之壮观，为多年来少见，而且他们都是自发参加的。蔡定剑教授用非常实证的社会调查，实际上是否定了自梁启超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共享的文化决定论。【详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政治秩序的彻底改变，而且是整个社会的转型与重建，其中包括文化的转型与重建。【详细】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对中国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明确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坚决拒斥上。不但中国传统文化在封建主义的“桂冠”被否定掉，就连自“五四”以来形成的知识份子引以为傲的新文化(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也基本上被否定掉了。 【详细】

通过连续不断的思想批判，一些观念开始在学术文化界牢固地树立起来：对于社会问题与历史问题的界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其他都是错误或者基本错误的，如果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仅是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无论什么样的理论、观点都逃脱不了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的归属，凡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好的，就应该肯定或基本肯定，凡是唯心主义的就是反动的，就应该否定或基本否定；无论什么学术艺术观点都有其阶级根源。【详细】

“国民劣根性”是西方刻意妖魔化中国 梁启超、鲁迅等人自堕彀中

精英群体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被迫接受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以诞生于1902年的梁启超《新民说》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国民性的各种批评。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现代的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声气相投。【详细】

反思新中国60年道德建设之得失，基本经验是：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传承与创新相结合；一元与多元相统一；道义与利益相统一；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统一。【详细】

在一定意义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历来是人类社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治国方式。如果从法治与德治的本质来说，法治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德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详细】

由于一方面我们对中国国情还没有真正认识和把握，脱离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脱离我国文化科学发展水平的实际，脱离我国广大群众的道德水平的实际，在生产关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同时，在道德建设上则盲目追求共产主义道德的崇高要求，以同一高层次的道德准则去规范全体人民，违反了道德建设的基本规律，使道德建设逐渐流变为“假、大、空”。十年“文革”，更是将此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要求全体人民“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致使人们道德人格分裂，严重摧残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详细】

是有利社会稳定的制度：
民主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解决社会动乱的一个制度性的这种创造。

参与度取决与选民利益：
他要不要参与选举呢，是由经济的行为，他的利益的行为。

素质需在实践中锻炼 ：

在学习民主，向民主过渡期间的，要付出学费和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