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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民学说与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

2011年03月14日 03:50
来源:船山学刊 作者: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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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船山学刊》2001年第1期  作者:米华 原题为:梁启超新民学说与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

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依次经历了器物,制度,人的现代化的艰辛探索。而梁启超正是这种人的现代化探索的始作俑者,他的新民思想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致力振救国家危亡的青年。有人甚至说:“过去半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川早年毛泽东也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就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同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关系作些粗浅的说明和探讨。

中华民族在经历鸦片战争惨败的巨大疼痛之后,开始逐步结束自我陶醉的盲目状态,开始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落后和黑暗面。而认真地反省并形成认识自己的自觉历史运动。这种历史运动,最先从最能被感官所感知的器物开始,然后深人到制度层面,最后进人更深层次的自我反省—文化层面的反省,自觉认识到国民素质的低下,于是便有了人的现代化运动,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由来,在这一思潮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梁启超。梁启超的新民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两部论著里,即1901年夏间问世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和从1902年开始连载于《新民丛报》的《新民说》。

顾名思义,《中国积弱溯源论》是为了探索中国积弱的病源。梁氏认为,要想拯救,改造中国必先对中国的病源有正确的认识。“不审夫所以致弱之原因,则不得其所以救亡之道。”'幻正确诊断中国的病因,乃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这篇长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致弱之源。他的总结性结论是:中国“所以积弱之故,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而其最近因在那拉柄政三十年间”(3)。

这就表明,梁氏已认识到中国积弱“总因之重大者”在于全体国民的弱点,劣点,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性。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正是从这里开始,对中国人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彻底批判。他痛斥中国以束身寡过主义为德育的中心,不讲公德,只顾一身一家的荣华富贵,不顾国家的兴亡盛衰;只知道有天下,不知道有国家,只知忠于君,不知忠于国,甘为一姓之家奴走狗;主柔好静,不尚竞争;依赖成性,缺乏毅力;自暴自弃,自贬自损,搪塞责任,缺乏独立人格,等等。在这部论著中,他还借鉴西方思想,系统地向人们灌输一套新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如权力义务思想,国家思想,生利思想,合群思想,尚武精神,进取冒险精神,以及自尊自重,自治自立,平等自由观念等等。力图造就与封建朝廷的臣民完全不同的一代新国民。

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实质是为了实现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进行的人的现代化的探索,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其影响和意义超越任何党派的界限,而且还超越了时空,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道德,新观念,新理想,不但被当时政治立场对立的革命派所接受,而且在五四时期,又借着新文化运动者的嘴和笔再次被提出来,而成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到了当代,塑造新国民,改造国民性仍是未完待续的话题。由此可见,其影响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青年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毛泽东也正是从国民性改造人手,继续探索中华民族人的现代化道路的。

本文粗略地把梁启超新民学说对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影响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10年到1915年底为第一阶段,毛泽东对梁启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认同。1910年秋,毛泽东终于说服父亲,走出乡关,进人湘乡东山小学堂。这时的毛泽东,除了读过《盛世危言》及《烈强瓜分之危险》两本小册子外,几乎没有接触过其它近代政治思想方面的论著,在此之前他所接触的大多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典籍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通俗小说,其灵魂深处仍受着传统国民性的支配,他临行前的赠父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一方面体现了少年毛泽东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当时想功成名就,荣归故里,光宗耀祖的传统心态。

进人东山小学堂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10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表哥文泳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前几年的《新民丛报》合订本,他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的思想,尤其是梁氏的新民学说。毛泽东首先接受了梁启超对君主专制政体批判的思想。他说:“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s)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应建成君主立宪制国家。在否定了封建专制,解决国家政体问题以后,这时的毛泽东,无选择地接受了梁启超“国弱与民愚”关系的思想,即认为中国所以衰败是因为有最“散弱之国民”,以及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大肆鞭答。毛泽东对在《商教徙木立信论》中说:“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6)他在对普通民众的“黑暗民智”进行揭露以后,又于1913年在((讲堂录》里增加对中国士人阶层的抨击:“吾国士人既甚弱矣,则兵出于招募,而无赖鲜识之徒充其选,驱之临战,不待交而先溃,历年国受巨创者以此。”{7,民愚而导致国弱。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尽管他接受了梁启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但没有采用梁启超中外国民性对应比较的批判方法。这种对应比较是以褒扬西方国民性和批判中国国民性为特征的,从而反衬出中国国民性的不足。诸如他贬损中国人无公德,就大力称赞欧美诸国有公德,有严刑峻法;批驳中国人的奴性,就歌颂西方既不奴役别人,也不被别人奴役;说中国人无冒险进取精神,就说西方人如何好进取,好冒险等等。而早年毛泽东只批判中国国民之愚弱,而不刻意地去褒西贬中,因为这种贬损只能导致民族精神的虚无。

从1916年至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为第二阶段,毛泽东逐步探化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毛泽东是极富思考,善于思考的人,正如他自己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弟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加之辛亥革命失败和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大环境,使得毛泽东顺着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的思路独步前行。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国民性 政治革命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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