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象：从“礼仪之邦”到“丑陋的中国人”

“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类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地频现。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不仅国外，在国内，中国人不文明行为也令管理者发出“中国人只适合圈养”的感叹。我们真的难以看到一个千年“礼仪之邦”的形象，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人们眼中就只有一种中国人：丑陋的中国人。事实是这样么？【详细】

中国人素质与大国形象差距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项调查中，约有95.7%的受访者认为，我们中国人在国民素质方面还与大国形象相去甚远。 【详细】

清华教授：中日国民素质差距30年

一位在中国、美国、日本三地的大学都工作过很多年的中国教授曾跟我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国民素质相差30年。” 【详细】

“九一八”主谋石原莞尔评价民国时的中国：官乃贪官 民乃刁民

其实石原莞尔是非常同情中国的，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曾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辛亥革命之后的乱局，让石原莞尔等一批日本少壮派军人十分失望：……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详细】

看民国风景，有历史、有人物、有景观、有文争武斗、有生活方式，归根结底，是生活方式。思想激变，生活方式亦随之激变。这是一段“过激”的历史，人人慨当以慷、个个向死而生。

民国人的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因之而带有“民国范儿”。既便在老相片中发黄，仍一望可知。 【详细】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褛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30年间奠定的。【详细】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的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分尊重。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施展舞台。【详细】

同仁堂开张后，果然生意兴隆。但就是有个烦心事儿，左邻右舍及路过的人，每到夜深人静，总将同仁堂门前当作方便之处，以至于每天清晨起床，老铺伙计们第一件事，就是得去清理门前的粪便。【详细】

国民素质是现代化的基石，也是政治文明的基石，未来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影响国民素质的关键在民众而非精英，民众素质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整体素质，早在20世纪，梁启超就提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改变一个国家、改造一个社会的关键在于“唤起民众”，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素质。【详细】

晚清梁启超赴美考察结论：国人素质太低 应提高素质而非革命

梁启超自美洲考察归来后，言论大变，放弃了不久前的“言革”主张，并激烈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民素质太差。他说：“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他在同年ll月18日致康有为书中说：“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明显地向康有为表示放弃“言革”主张。此后，梁氏政治立场转而以君主立宪为归宿，绝口不谈革命，把精力着重放在改造国民心理，提高国民素质方面。【详细】

中共解读民国国民素质改造屡屡失败原因：必须彻底改造旧社会

既然旧中国的社会风气和伦理思想是那末好，是那末为全世界所不及，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在沦陷区大大提倡中国“固有文化”、“东方固有道德”呢？难道日本帝国主义匪徒真的爱起中国民族来，所以要中国人去保留、发展这些“好”东西，来破坏日本匪徒自己的侵略吗？要救中国，必须发挥民权，必须把旧中国重新改造，这不是天经地义吗？其所以要把旧中国重新改造，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太黑暗、太残酷、太落后、太虚伪吗？【详细】

中国国民教育约兴起于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时期，在民国时期形成了比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制度。1907年清廷学宫部第一次教育统计，全国各省有学校37888所，以4亿人口计算，每万人中有学校0.9个；上海该年有学校271个，以沪地人口约120万计，每万人中有学校2.2个。【详细】

1932年统计全国各类中等学校(包括中学，中等师范和中等职业学校)有14789所，学生总计547207人，每万人有中学生约12.1个；上海有各类中等学校141所，学生28320人，每万人中有中学生88.2人，是全国平均值的7.29倍。【详细】

根据有关的统计数据，20世纪20-30年代南京，上海和北平是全国中小学教育最发达的城市。1933，1934年间上海的每万人中学生的人数88.2人，每万人小学生为492.9，两者相加为581.1人；南京每万人中学生为104.1人，小学生为495.9人，两者相加为600人；北平每万人中学生为143.1人，小学生为196.2人，两者相加为339.3人。三城市比较，上海每万人中的中小学生人数，接近南京，而远高于北平。 【详细】

民国年间上海每年人均初等教育经费1.18元，仅次于南京1.21元，为全国第二；上海平均每人担负的中等教育费为1.21元，仅次于北平1.56元，也为全国第二。如果将中小学人均教育经费加起来，则上海1.18+1.21=2.39(元)，南京1.21+1。06=2.27(元)，北平1.56+0.60=2.16(元)，两地均不及上海高。上海人均中小学教育经费为全国平均值(0.36元，中等教育经费0.12元+初等教育经费0.24元)的6.64倍。【详细】

毛泽东为改造社会的素质号召全社会向生产者学习：包括工人和贫下中农

早在毛泽东还居于遥远的陕北时，已经向全党干部提出：知识分子仅有理论知识，应该参与实际工作中。到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更进一步丰富这种理论，明确提出知识分子要向实际劳动者学习，向工人，贫下中农去学习。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中共建政后即提出人人参与劳动的新要求，更进一步要求知识分子不单要学习工农，还要到工农群众之中去，要深入田间地头，亲身去接触劳动和农民，向他们学习。从而用工农，尤其是农民的质朴，来改造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详细】

马克思看待农民是保守甚至反动的，列宁则干脆说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必须依靠少数最先进的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毛泽东的理论体系里，变成革命要以工农为基础。中共建政以后，需要被改造的社会阶层，也是要向工人和贫下中农去学习。这种变化，其实正是毛泽东个人的发展和创造，并在其后将之运用到中国的过程中。

马克思：“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详细】

内战行将结束时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还面临着一个比任何数量的邓尼金、高尔察克和他们的军队加在一起都更加危险得多、也比外国资本和官僚制度更危险的敌人，那就是农民或“小资产阶级”。农民之所以“最危险”，并非因为他们是意识形态所说的“剥削者”，不，他们完全可能是“被剥削劳动群众”，但是他们愚昧、不听话而且人又多，因此就得这么办：“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 0个工人的决定。”【详细】

1923年，毛泽东曾经写下这样的文章：“用国民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是历史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任务，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详细】

苏联已不复存在 公民素质为何仍让昔日学生中国汗颜？

50多年前，中国从前苏联引进了基础教育教材、大纲、教育教学思想方法及管理模式，对我国基础教育产生深刻影响，至今“凯洛夫”的影子还没有完全消失。然而，类似的起点，在国民素质方面，50多年之后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时至今日，在俄罗斯需要排队等候的场合，后来的人第一句话总是问：“我在谁的后面？”俄罗斯的商场、医院、饭店等人群集中的场合，没有人吸烟，没有人随地吐痰，没有人大声喧哗，没有人嬉笑怒骂，一片整洁和肃静。【详细】

中国素质教育陷入歧路的根源：毛泽东要求全面认同农民文化

作为革命时代文化政策的核心之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实践上就是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文化追求全面认同农民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划清革命文化与农民文化、包括其中落后一面的界限，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成为“农民形式”，加重了党的农民化色彩，给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带来了不少困扰。与之相对应的是文革中对“封资修”文化、教育的批判，建立起来的也并非什么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是农民文化与所谓“革命话语”结合的怪胎。【详细】

十月革命后的头二十年，尽管大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还在使用，苏联政权也依然自封为马列主义者，但是，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目标被抛弃，政权的实际目的，仅仅在于维持它的稳定和权威，在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详细】

1931年，斯大林批评了“左派的工资平等化的实践”，同时强调货币刺激的必要性。他在一个工业管理者的会议告诫说，“无论谁要无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区别，按照工资平均化的‘原则’拉平工资水平，他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列宁主义”。【详细】

首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岐视和政治歧视已经结束。其次，管理的技术精英阶级与工农大众的鸿沟不断扩大。与旧知识分子成员和解的决策也是斯大林在1931年直接作出的。【详细】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一直是共产主义蓝图中的一个要素，它充分体现在把日常教育与手工技术训练联结起来的努力中。但是这个理想最终在实践中被抛弃了。1937年，工业训练与学院教育完全脱钩了。【详细】

社会分化在军队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1935年，恢复了军官（除将军外）的传统的军衔，同时产生了元帅的衔头。随后，在1939年，将军军衔也重返苏联。从革命时期的官兵平等，转为大力强调和对上级的服从。【详细】

被制造的革命接班人：构建国民素质核心的成功者本相

17革命教育培养出的老三届，被塑造为“革命接班人”，他们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吃苦耐劳的精神，强烈的道德自律意识。他们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在改革开放中，他们顺利崛起，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但作为国民素质中坚，他们身上也存在种种弱点。【详细】

国民素质溃败谁之过：成功者在偶像破灭后只相信自己

十年文革，使这代人变得非常现实主义，非常权变，善于抓住机会，呈现出机会主义倾向。非凡的成功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出了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要忏悔，而是自我辩解。红卫兵无法无天，只相信一个神——毛主席，这个偶像破灭后，相信的就只是自己，1980年代又是一个个人解放的时代，最后就极度地自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异化成极端个人主义。【详细】

“老三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由新中国培养出的一代人，也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的教育成败得失的具体体现者。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专家都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的种种非同寻常的表现与这17年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这场大动乱的重要原因。【详细】

很多老三届忆苦思甜的文章，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之类，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曾经堵住过那些农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经地义，农家子弟被堵在乡村也是“天经地义”。这种不平等意识，已经潜入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始终没有受到过正视，大概是深入骨髓了。一场知青革命，一千六百万人下乡，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稀释当地农家的工分，最后一天临走，还要拿走这家人长子手里的最后一粒“红豆”。【详细】

实际上，学风之败坏，就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当年造反、串联，甚至打砸抢，20年后转移到了学术领域。包括年轻时的何新，也有贪多、图大、求快的毛病，十几年前我在书里评论过他的学风问题。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抄袭剽窃，属于钻窗翻墙抄近路，但学术界的规矩的确被破坏了。这一路下来，影响到后来的20多年，再加上别的因素，到今天，学界、高校的学术腐败已经积重难返。【详细】

在1983年，我们开始选这种知识型的干部，然后中央又开始清理三种人，这三种人就包括当年的造反派，这样就把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有着两年半到三年甚至一年学历背景的一批人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但是这当中有的人一旦大权在手，把当年高中生升入大学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又放大了无数倍，然后在社会中放松对自己的控制，对自己过高的估计，就造成了他们个人人生的一种悲剧。【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