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789～790页）载:“叶群对我们说:‘这次来庐山开的是神仙会，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忙了大半年，就在这里避避暑，放松一下。”

徐景贤的《十年一梦》（第200页）载:“周恩来告诉来访者，这次全会的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等。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

二、相似的中途变局

1959年会。《毛泽东传1949—1976》（第983页、第988～989页）载:“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大会并讲话。”“毛泽东这篇出人意料的讲话，引起很大震动。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彭德怀自述》（第276页）载:“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1970年会。《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7～1579页）载:“八月三十日，他（指毛泽东——作者按）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

《吴法宪回忆录》（第801~802页）载:“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的态度变了，不高兴了’……”

《十年一梦》（第222页）载:“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一下达，全会的风向立即转变，前几天还是陈伯达一伙大叫‘揪人’，不几天马上又变成了众人狠批陈伯达。林彪给吴法宪下达指示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叶群则给吴法宪打电话予以安抚。”

三、相似的没完没了的“检讨”

1959年会。《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65页）载:“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和尖锐批评面前，在小组会和大会的严厉批判、斗争面前，再加上一些战友好心规劝彭德怀同志‘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作检讨’，于是他们便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一次又一次地检讨。”

《黄克诚自述》（第259～260页）载:“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作决议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我们认罪”。

《庐山会议实录》（第334页）载:“这个连续开了40多天的庐山会议，已经到了‘大获全胜’可以闭幕的时刻了，尽管还认为彭德怀并没有彻底低头认罪，也不必再在庐山逼他‘更深刻的检讨’了。反正庐山会议之后，紧接着还要开军委扩大会议，总的来说，彭、黄、张、周都已经认了错，服了输，八届八中全会可以圆满闭幕了。”

1970年会。《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9～1580页）载:“九月一日，毛泽东在由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

《吴法宪回忆录》（第809～810页）载:“我的检查写好以后，由周恩来送到康生那里以后，康生借机报复，批了一大通……这样我只好写第二次检讨……结果这个检讨又一次被康生批回来。我又写了第三次检讨，康生还说不行，周恩来说:‘人家已经三次了。’康生只好说:‘那好，就算了吧。’”

以上比照1959年和1970年前后两次庐山会议的相似之处，仅举三例，已可见其大概。若各以四字点评，可分别为:诱敌深入，突然袭击，穷寇必追。其他还有相似的批判斗争方式、相似的新账老账一起算、相似的定性判词（“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目的”）、相似的组织处理，以及相似的大会总结与通过的决议、公告等等，可比照与可写之处还有很多。就这两次会议的各自影响来说，似乎各不相同，但若就其影响的大而广而言，也有相似的地方。1959年这次会，直接导致了继续“大跃进”后的大匮乏、大饥荒，不得不在3年后的1962年，再开一次“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七千人大会”来挽救生产和经济的颓势。而1970年的会，则引发了毛泽东1971年8月的南巡，边调查，边“吹风”，8月30日在由长沙去南昌前夕，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及汪东兴谈话，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预示尚有下文。果然不及半月，发生“九一三”事件，掀起了新一轮的接班人之争。

如果再往深处思考一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节指出，“文革”前10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第21节又指出，“文革”的发生，“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这两次庐山会议，正好一前一后，以相似的方式，为这座“一言堂”的建立，起了相似的进一步加强加固的关键作用。这确是值得深长思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