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大使馆去了。”叶子龙答。

“他为什么搬走？他到大使馆去干什么？他是我的秘书，他的工作在这边呀！他搬走，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毛泽东显得非常不高兴。他要叶子龙通知大使馆，陈伯达必须立即搬回来！

陈伯达只得灰溜溜地搬回来。陈伯达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儿子陈晓达在苏联学习，十六岁了，多年不见，想在大使馆跟儿子一起住几天……

“你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望着毛泽东愠怒的脸，陈伯达知道事态已相当严重，赶紧向毛泽东赔不是，作了检讨。

毛泽东在陈伯达作了检查后，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不过，这件事在毛泽东心中，从此留下不愉快的阴影。

这段描写十分生动，有纪实文学笔调，但可相信不是虚构。师哲是毛泽东访苏的翻译，他的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中有专节详细记载陈伯达随同访苏活动，却没有不告而搬一事，只提到“毛泽东确实说过陈伯达‘老鼠搬家’，但我不清楚指的什么”，想即指此事，但他不得其详。叶永烈这里所写，应是得之于当时在场的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的口述回忆，并向陈伯达本人求证。正如作者最后所说，毛泽东虽然对陈伯达有所不满，还是要用其所长，留在身边。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忘乎所以，旧病复发，又一次不告而行；但毛仍容忍在心，继续留用，甚至1966年还大用特用，委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进入中央常委，排名第四位。直到1970年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把他拿下来”（毛泽东语，见《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坠为阶下囚。这让人怀疑，是不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从陈伯达与毛的关系和陈的起落，可看到毛泽东的用人之道或驭人之道。所以，《我的一点意见》这篇文章关于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逃会获谴的一段文字，应该得到重视，说明陈伯达以及同他一样的人，平日一举一动，都在毛的洞察之中。陈伯达的悲剧在于，即使晚年服刑放归幽居的日子里，他还不知错在哪里，他对儿子陈晓农说:“我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我？我又没有得罪他。在他那里工作，我还是很小心的。在庐山说他是天才，那也是说好话嘛，紧说好话也不行？”毛泽东曾告诫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毛泽东传1949—1976》）陈伯达缺少的正是这点“自知之明”。

两次会议 一个版本

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70年的庐山会议，两次会议相距11年之久，却惊人地相似，几乎像是一个模子里制造出来的。走的程序，用的手法，讲的词汇，达到的目的，无不似曾相识，稍有异同，但大同而小异。巧合多了，就不像巧合了。

马克思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对于第二次出现的事变和人物，马克思又称之为“再版”和“同样的漫画”。证之以两次相似的庐山会议，不妨称后一次是前一次的“再版”，实际是一个版本。

现就两次会议，作一简单比照，以年份代表会议顺序。

一、相似的开场气氛

1959年会。《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49页）载:“周总理也曾谈到过大家初上庐山的心情:‘那时候，是本着一年的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

《毛泽东传1949—1976》（第966～967页）载:“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七月）五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是上庐山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与会者纷纷出游。”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载:“为什么叫做神仙会？庐山天下名山，富历史古迹，多神仙故事，权且都来当当‘神仙’吧。”“主席约谈了一次，小舟、周惠同在（开同乡会也），心情甚舒畅，相机进言，颇为融洽”。

1970年会。《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0～1571页）载:“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心情很轻松，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