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怎么会想起给陈叔通写信的呢？有一个生动的“故事”说，钱学森有一回打电话向一家中餐馆订餐，餐馆派人送来之后，钱学森在食品盒底部发现有一张中文的画报垫底，拿起来一看竟是毛泽东和陈叔通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老朋友，于是钱学森赶紧给陈叔通写信。

其实，钱学森向来有每日读报的习惯。1955年5月，钱学森在一张华人报纸上，看到了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在长长的观礼者的名单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闯进钱学森的眼帘——陈叔通。

接着，钱学森又陆续从报纸上读到中美两国谈判双方侨民归国的问题，特别是美国报纸宣称“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于是决定给陈叔通写信，报告自己被美国拘留、有国难归的困境，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细节决定成败。作为导弹专家的钱学森，尤其懂得在发射的时候，每一根导线、每一个焊点、每一个元件，都必须绝对可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任何细节都不允许疏忽。为了把这封极其重要的信准确“发射”到陈叔通手中，钱学森经过了精心的考虑。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事先写好给陈叔通的信。他当时并不知道陈的通讯地址，只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请父亲代转。倘若从美国寄信给在上海的父亲，风险很大，因为联邦调查局非常注意拆检钱学森写给父亲的信。他把这封信写好之后，装在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家中的地址。然后把这封信夹在夫人蒋英寄给妹妹的信中，那就相对安全些。蒋英的妹妹蒋华当时侨居比利时。从美国寄往比利时的信，远没有寄往中国的信件那么容易引人注目。蒋英请妹妹收到这封信之后，从比利时转寄到上海钱学森父亲家中。

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打理:他让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以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认不出是蒋英的笔迹。

蒋华收到信件之后，立即转寄给在上海的钱学森父亲钱均夫。钱均夫马上寄给北京的老朋友陈叔通。陈当即转交周恩来总理。这一系列的转寄，都安全无误。

周恩来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顺便提一笔，《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报道《比利时华侨魏蒋华:“掩护”钱学森回国的人》，称蒋华（她的丈夫姓魏）的三姐夫钱学森“写信给当时在比利时的四妹蒋华，请她设法让自己回归祖国。蒋华冒着生命危险，写信给在大陆的陈叔通，讲了钱学森的意愿与处境”。其实蒋华当时负责把钱学森的信转给在上海的钱父，并没有“冒着生命危险，写信给在大陆的陈叔通”。

还有一种传说:据钱学森夫人蒋英口述，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信是“学生”写的。我看后很讶异，这样重要的信怎么会让“学生”写？何况从信件端端正正的笔迹一望而知是钱学森手笔。后来，查看一段中央电视台记者访问钱学森夫人蒋英的节目的录像，才弄明白:蒋英平常在家中总是称钱学森为“学森”。蒋英说，写给陈叔通的信是“学森”写的，录像节目的字幕却写成是“学生”写的！于是，以讹传讹，变成信是“学生”写的了。

离谱的细节

在刻画人物形象时，细节极为重要。细节真实，才能使人物形象真实。“假故事”往往损伤人物形象。

我注意到，种种离谱的细节描写，完全背离了钱学森的形象。比如，一本书中《初回故里》一节描述钱学森1947年从美国回到上海的情形:

飞机降落在上海龙华机场。钱学森走下舷梯时，天阴沉沉的，下着蒙蒙细雨。他的好友范绪箕从杭州专程赶来迎接他……路面上到处是垃圾秽物，肮脏的角落里倒卧着奄奄一息的乞丐……范绪箕还告诉他:“现在物价飞涨。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和法币，像废纸一样不值钱。一口袋票子，买不到半口袋面粉。”这时，一辆敞篷汽车从他们身边驶过。车上乘坐着两位全身美式军服的国民党军官，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挤坐其间，边走边打情骂俏……

钱学森厌恶地吐了一口唾沫，气愤得脸都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