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我父亲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信中正式提出:“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并明确写道，“我已失去自由。”这封信依然是如泥牛入海。9月13日光美妈妈被逮捕，我的弟弟妹妹被赶出中南海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家里只剩下父亲这位积劳成疾、病魔缠身而又被打伤难以行动的孤独老人。

没过多长时间，几个看守又搜查了我父亲的房间，命令我父亲把皮带解下来。父亲感到这是对他极大的污辱，提出严厉的抗议，可几只粗壮的手硬把我父亲捺倒在地，强行抽走他的皮带。父亲趴在床上，气得浑身颤抖，半天爬不起来。

父亲被他们折磨得时常彻夜不眠，以致精神恍惚。

父亲被打得腰伸不直了，打伤的腿一瘸一拐。手臂在战争中留下伤残，此时一遭扭打旧伤复发，频频颤抖，每天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吃饭时饭也送不进嘴里，弄得满脸满身的汤菜饭粒。

每天他拖着伤腿被押往食堂吃饭时，短短三十几米的路程，竟要走五十多分钟，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扶他一把。

父亲吃的饭菜是很差的，经常是剩饭、馊饭，吃了整日拉肚子，胃病复发且加重。

父亲只有七颗牙了，但主食经常是硬窝头，他很难嚼动。

1968年夏天，我父亲发高烧，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上面得知后，通知医生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要留个活靶子。”这才对我父亲进行抢救，医生提出监护、住院治疗，被拒绝了；请求摘掉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减少精神刺激，又被拒绝了。只是给他留一口气“接受审判”，这是多么残忍呀！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可是在一段时间内不通知我父亲，单单要等到11月24日我父亲70岁生日的那一天，才让我父亲知道。可见“四人帮”的用心何其毒也。

当我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心头的悲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多种疾病，一起爆发了——血压陡升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高达40℃。

林彪战备第一号命令下达后，将我父亲用军用飞机押送到河南开封，被关押在过去国民党政权“金城银行”的金库。

我父亲在开封的第27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含冤死去。

北京指令:遗体就地火化。

开封的执行者立即将我父亲的遗体抬上一辆嘎司六九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我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外面，就这样被迅速地送到开封城东南的火化场。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通知一个亲人为他送行。这就是一个共和国主席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