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攻汴州准备灭梁的最后战役前，李存勖和其他将士一样，遣送家属到兴唐，准备与梁决一死战。李存勖告别家属说:“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对此，毛泽东很是感佩，批了一句:

生子当如李亚子。

“李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这句话本是朱温败于李存勖时的感叹之词，毛泽东借引来，可见他对李存勖的赞许。

也许就是在这次读完关于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史籍以后，毛泽东想起年轻时读过的一首歌颂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咏史诗《三垂冈》，他虽然已记不清“是何代何人所作”，但诗的内容他还背得下来。诗云: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毛泽东通过他的秘书田家英查出了这是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诗。

毛泽东对于史籍中记载的那些以儒术治国，或者只是守成并无作为的人物似乎不太感兴趣。被很多史家赞誉为“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汉景帝，毛泽东却并不以为然。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说:

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⑤这表明毛泽东对“维持会”式的历史人物是不太感兴趣的。他还和人说，《后汉书》只有光武可读，这也正是由于汉光武帝刘秀是从征战中承续汉家基业的“中兴之帝”，所以读起来才有点意思。

其四，尊崇硬汉子，鄙弃“软骨头”

毛泽东对于历史上那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以身殉志的人总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而对于向统治者摇尾乞怜，甚至妥协投降的人则给予鄙视和批判。

徐有功是唐武则天时期的执法大臣，他坚持执法不循私情，不怕诬陷，甚至不怕丧命。《新唐书》称他:“尝谓所亲曰:‘大理，人命所系，不可阿旨诡辞，以求苟免。’故有功为狱，常持平守正，以执据冤罔。凡三坐大辟，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

徐有功认为自己被朝廷用为法官，自己只能“守正行法”，这就难免坐罪而死，这就像“鹿走山林”，迟早会“命系庖厨”被人宰杀。

毛泽东不赞成徐有功这种贬低自己的观点，认为他如坚持执法而死，是“以身殉志”，是高尚的行为。不仅徐有功如此，所有“以身殉志”的古今人物，都是伟大的、高尚的。他在《徐有功传》上批道: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①

相反，毛泽东对清朝末年的“软骨头”武训则完全是否定的评价。

1951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稿时，亲笔加了这样的文字:

你看，武训装得很像，他懂得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他越装得像，就越能获得些举人进士的欢心，他就越有名声。他已经很富了，还是要行乞。他越行乞，就越有名声，也就越富。武训是一个富有机智和狠心的人，因此他成了“千古奇丐”，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被他骗过。旧的反动着作家则将武训的骗术有意描写为“美谈”，武训的“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这件事，在《清史稿》武训传中也是大书特书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