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

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到新乡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学习班”卧底，继续“潜伏”

1949年全国解放了，经组织批准，祁文山全家准备回原籍天津，他将要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职，并已经打好了行李准备出发。正在这时，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令，说准备成立平原省，河南的干部一个也不能走。祁文山服从党的决定，全家就留在了河南。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国民党秘密潜伏下来很多特务。于是党组织决定，祁文山不能公开露面，还要继续隐蔽“潜伏”下去，而且家里继续做隐蔽侦察点，祁文山的妻子也不能公开工作，继续为祁文山潜伏做掩护。

1950年，根据当时对敌斗争需要，党决定让祁文山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到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学习班”卧底，与国民党战犯、特务关押在一起，与他们称兄道弟，“同吃、同住、同劳动”，“谈心交心”，并常常谈论一些对社会时局不满的话，使他们对自己毫无防备，能随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

当时新乡公安局局长是李孝康，侦查科长是石英才(后曾任山西省公安厅厅长)。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特务秘密组织串联准备暴动，并商定了行动计划和时间。当晚，石英才“提审”祁文山，与李孝康一起研究案情，及时部署，成功破获了这起反革命暴动。

祁文山后来曾对孩子们自豪地说:“爸爸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红色特工，他们是国民党训练的特工，他们斗不过我。”

1953年

在新乡开了一家体育用品社作为隐蔽侦察点，代号“112”

“我那时虽小，但已经懵懵懂懂地记住些事情。”祁葆珠说，“当时我们家在社会上是‘反革命特务家庭’，随时随地都会遭到意料不到的唾骂袭击，街道上的居民也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我家情况。”

后来，祁文山因“认罪态度好”而被“放出”。祁葆珠现在还记得父亲回到家时的情形。“我已经不认得他了，头发胡子很长，人很瘦，爸爸走到我跟前轻轻地叫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认出，搂着他很委屈地哭了起来。”

1953年，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党组织决定，由公安机关出钱，在新乡最繁华的街道新华街盖了一个大商店，起名为“前进体育用品社”，祁文山当老板，当时叫“掌柜”的，该商店是我党安排的隐蔽侦察点。

后来，公安机关在新乐路原地下情报站处又给我们家建了五间大瓦房和一个大院子，临街高大的门楼下是两扇大黑门，门上两个对称大铜环，与当时街两旁又低又黑又破的房子形成很大反差，看起来像是十分富有之家。对外称是资本家自己赚钱盖的，实际上是公安机关隐蔽工作办公地点。

祁葆珠说:“我朦朦胧胧地记得，他们每天来得都很晚，大都在我们睡下后悄悄到最里面的房间。那里是他们的办公室，我和妹妹都亲切地叫它‘小屋 ’。这个小屋充满了神秘感，因为在大院里人们只能看到四间房，只有进到我们客厅里才能看到这个小屋。小屋里面放有当时很高档的办公桌椅、书架、茶具、收音机，墙上挂有地图。平常锁着门，而且门是全封闭的。”

根据需要，隐蔽潜伏的任务主要有三种:第一是专门搞帝国主义情报的，代号“新美”，领导人是祁文山；第二是专搞国民党军统特务情报的，代号“市军”；第三是专搞国民党中统特务情报的，代号“乡中”。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代号，我爸爸代号是“112”。他所领导的战友也都有代号。祁文山和战友们在此期间破获多起书写反动标语、破坏人民生命安全的案件，抓获多个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