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军事情报站就设在新乡祁家，为作掩护，他教会妻子抽烟打麻将

由晋西北根据地到边缘地区都有部队护送。那时日本正在大扫荡，祁文山还要随部队进行反扫荡斗争。为不连累老乡，他们白天在山洞里休息，夜间行军赶路，有时一夜要行走120多里。晋西北冬季非常寒冷，是高寒地区。有一次祁文山在山洞里休息，一觉醒来已被雪埋住，他身体被冻僵了，动不了，后来有两位战士架着他走了一段路才活动开。

“爸爸的老寒腿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祁葆珠说。

历时三个多月，祁文山于1942年2月到达敌占区北京(当时称北平)，准备过“关”，执行特殊任务。但由于形势有所变化，所以爆破任务停止，按另一方案行动。

到敌占区后，按中央社会部指示，祁文山曾先后在天津、北京、郑州、新乡等地一边从事日伪军事情报收集工作，一边寻找党的关系。

1945年祁文山找到了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负责人郭子青，并按在延安中央社会部规定的联系方法写成电报，由郭子青回根据地与中央联系。按指示，只有在与中央联系时才能同时用两个名字，一个是隐名，一个是真名。祁文山的隐名是“黑”，真名是“宋一文”，在写给中央的联系电报上，他同时签上了这两个名字。中央回电:你找党，党也一直在找你。

1945年，党中央决定在新乡设立冀鲁豫军事情报站，直属中共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领导。司令部位于河南濮阳清丰县单拐村，祁文山的任务是收集敌方军事运输、军事调度情报，密报司令部。祁文山任情报站负责人兼地下党书记。

祁葆珠说:“情报站就设在我家，地点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乡市新乐路51号。后来，经党组织批准，我母亲王建淑千里迢迢告别养育她19年的父母从天津来到河南新乡，与父亲组成家庭，协助并掩护我父亲传递情报。”

为了更好地保护情报站的安全，党组织要求祁文山的妻子尽快学会打麻将和抽烟，这对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子来说太难了，于是，祁文山就教她，使她很快适应并能单独完成传递情报的任务。

1948年

及时为党组织送去情报，使部队安全转移并侧击敌人

“当时情报站还有刘世英、赵树林、崔配喜、李慕紫、李星林、我妈妈王建淑和叔叔祁士义。当时都有外号，我清楚地记得刘世英叔叔的外号叫刘大嘴。白天，父亲和情报站的叔叔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情报，夜里在我家秘密开会，及时把情报送到清丰单拐的司令部和解放区。听妈妈说，每次开会，她都要抱着几个月大睡熟的我在外间屋放哨，一直到深夜。”祁葆珠说，在离新乡20多里的解放区，直接与交通情报站接头的是八路军负责人唐记(曾任焦作市市长)和刘德昌(曾任新乡法院院长)。

祁士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郑州铁路客运段长)二胡拉得很好，他和李慕紫经常以联谊名义约国民党特务一起搞乐器合奏，实际是探听军事情报，及时传送到解放区。李星林是著名中医，他以看病为掩护传送情报，祁文山还多次带他到解放区给新四军首长看病。

“新中国成立前夕，八路军就要攻打新乡市了，枪声炮声连成一片，此时，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他们决定让家属先转移。组织决定，为掩人耳目，保护这个地下情报站的安全，让母亲带着只有5个月的我同国民党军官太太们一起‘逃’。母亲抱着我坐在又黑又热的闷罐车里，一路受尽了苦难，当时我年幼体弱生病拉肚子，险些丧了小命。”祁葆珠说。

据刘世英介绍，1948年12月的一天，他从国民党40军三一六团团长庞庆振口中得知，敌便衣谍报人员察知我解放军某部四五百人驻在大召营西南一个村庄，敌计划用三个团的兵力，以三一六团为主攻团，企图吃掉这支解放军队伍。“祁文山得到情报后，迅速派狗不理包子铺掌柜高士林(我地下情报人员)将情报送出去，使我部队安全转移。敌人扑了个空，回撤时又遭到解放军侧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