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4日，刘少奇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1]。这篇文章把认识、宣传毛泽东及其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已经有了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意思。

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定由刘少奇在七大上作组织及修改党章的报告。1945年5月14、15日两天，刘少奇向中共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写入党章的必要性和权威性。他指出，新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工作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2]。他同时说明，这一条已经成为党规党法，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遵循。他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3]

刘少奇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准确、科学的定义。他在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的总的定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4]。这一经典性的表述，至今还在使用，充分显示了它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刘少奇的报告从9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当时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在毛泽东思想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它为干部群众理解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推动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几十年来，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不断深化，新的论著层出不穷，但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的论述，今天仍未过时。

五、抗日战争胜利后，及时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调动10万军队先机进入东北，并部署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根据地。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指挥了先机东北的战略争夺。9月7日，刘少奇指示华东局立即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派往东北。9月11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命令:山东分局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9月15日又下令:从华北、华中选调100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迅速前去东北。9月17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致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控制冀东、热河。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回电完全同意。9月19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给全党的指示，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5]，同时命令:山东部队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3万兵力到冀东，3万兵力进入东北；新四军除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部队撤向苏南，苏南、皖南主力撒返江北；晋冀鲁豫军区准备3万兵力在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随后，刘少奇从各单位抽调大批政治、军事干部派往东北。先后开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达11万人，干部2万余名，其中包括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5名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10名中央候补委员。这一重大战略调动，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驻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看，中共领导的军队已经从东北、华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摆脱了分散被动的局面，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随即因劳累过度住院治疗。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指挥东北战场。11月，配备了美式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共7万人，通过海运赶到秦皇岛登陆，向装备落后的中共军队大举进攻，16日占领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