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被封建礼教捆绑得喘不过气来，思想不解放。我与溥仪不能生活在一起，年龄相差很大，结合又不出于我的自愿，为了参加祖国建设和个人幸福，我要离婚！”她又说，“我因有这样一个丈夫而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然而溥仪以及他们家族内有钱有地位的人却不关心我，连战犯管理所也认为我不该离婚，难道我就该为他牺牲一辈子？”

李玉琴说完就哭了，哭得很伤心。审判员李国章显然也有点激动，他感到案情不同寻常，同时对这位敢于挣脱封建婚姻枷锁、向“皇帝”提出离婚的女性十分钦佩。听说李玉琴还要赶火车，也不挽留，只让她尽快写出正式诉状寄来。她不愿这起“皇帝”的离婚案引动社会上的轩然大波，临走还向审判员建议说:“我最后有个要求，这个案子最好不要公开审理。”李国章随即向法院审判委员会汇报了李玉琴投诉的经过详情。

1957年3月16日，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收到了李玉琴寄自长春的正式诉状，谈到离婚理由时她写道:

回想过去，瞻望将来，我再也不能与溥仪维持那种所谓的“夫妇”关系了。第一，当时和溥仪“结婚”不是出于我自愿，在敌伪统治下，别说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任何人都很难抗拒。第二，我和溥仪分离了11年之多，过去相互间也无真正的感情，再说既是夫妻又总分离着。第三，溥仪比我大22岁，年龄相差太大，生活习惯不一样，也就不容易好。我坚决与溥仪脱离夫妇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处。

1957年4月5日，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经请示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决定由审判员王殿贵、人民陪审员金殿富、张有为组成合议庭，依法按照普通婚姻案件进行审理。

4月29日，审判员王殿贵一行3人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说明案情后，该所白科长和李福生等同志介绍了溥仪接受改造、思想转变的情况。王殿贵听后心中激动万分，将皇帝改造成新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办到，他又担心地问:“离婚对溥仪改造有无影响？”

“影响肯定是有的……”李福生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两人通信以来溥仪对李玉琴的依恋之情，以及他在唯一的妻子身上所寄托的希望，也讲述了妻子提出离婚后溥仪的沮丧心境和公安部领导的有关指示。管教科白科长插嘴说:“不要轻易离婚不是不准离婚，我们对双方做了许多工作，但李玉琴态度坚决——人家有理，合法嘛。我们相信溥仪能够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他也应该考虑李玉琴的幸福嘛。他们签了个‘离婚字据’,你们看到没有？”

“看到了，是李玉琴提供的，已经在卷。”王殿贵如卸重负。

经与抚顺战犯管理所研究该案审理问题，由于溥仪当时是未决犯， 法院不能对他实体传讯。于是王殿贵将案件受理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通过该所送达溥仪。溥仪收到起诉状副本立即写出《答辩》，这份材料由抚顺战犯管理所于5月4日交到法院合议庭，现已成为珍贵的“文物级”历史档案了。溥仪写道:

1942年，我的爱人谭玉龄故去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吉冈安直(日本关东军参谋)，多次给我拿来很多女人的相片(起初是日本妇女的相片， 后来又拿女子中学的中国女人的相片)，又带一个小学教员见过我，我没有答应。我表示希望和一个年纪小的(小学生也可以)女人结婚。后来吉冈安直便拿来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在小学念书的)的相片，我挑选了李玉琴。随后，吉冈安直便把她带来见我。吉冈走后，我曾表示愿意和她同居，问她的意见，当时李玉琴便答应了。当然，在日伪暴力统治下，才15岁的李玉琴是不敢否认和违抗的。于是就决定了我和她的结婚(当时我还有原妻郭布罗？婉容)。这说明我们结婚的基础是根本不巩固的……

我返回祖国以后，经过党和政府的改造教育，已根本认识了过去的罪恶和反动阶级的本质。在家庭方面也认识到，过去我对她哪一个方面都对不起，我过去那专制和腐败透顶的思想作风对天真烂漫的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从我过去自私自利的封建统治阶级奴役人统治人的思想来说，完全谈不到对人的同情，对家属也毫不例外。现在我深深地认识了这点，同时我也开始认识到什么是人情——人对人的关系，也才体会到夫妻感情的可贵。认识到男女应当平等，夫妻更应当互助互爱，从而也就愈使我衷心感到过去对她种种的对不起。既然她已提出离婚的理由和要求，我绝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的基础上，当我想到她将来的美满家庭生活并从而使她更安心和愉快，努力为祖国工作，我是十分满意的。因此，我肯定地说:完全同意李玉琴提出离婚的要求。

对于这起既涉及妇女合法权益又关系到溥仪思想改造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法院合议庭极为慎重。1957年5月20日，经合议和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据1950年颂布的《婚姻法》第17条裁定，准许原告李玉琴与被告溥仪离婚。自1943年5月册封以来，两人的婚姻关系整整存在了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