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不倒的“天然革命派”

文革爆发后，中国一片混乱，许多曾经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罪人”。但当时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成为天然的“革命派”。

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运动，而后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借着这场东风，他“平步青云”，很快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 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但他没有搞大规模的武斗，而注重经济建设。

当年9月，陈永贵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长篇发言，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是毛泽东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一年后，陈永贵在介绍大寨经验时，除了谈阶级斗争外，还把大寨经验介绍为是抓“斗私批修”的结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结果；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被放在了次位。

文盲总理“日理万机”

在毛泽东后期的阶级斗争理论中，他主张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但世界观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农、下中农“渗”进知识分子的汪洋大海中。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永贵作为一个半文盲才能荣登副总理的宝座。

1975年1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上台后，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做报告，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批阅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划个圈，或写个“同意”。

“文盲总理”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作报告。每当此时，他就先让“秀才”们将他的“意思”谱成讲稿，但文字稿他是不会念的，于是，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每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每一张纸只有一百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 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种闹剧，恐怕也只有文革时候的中国才有.

到文革后期，陈永贵的威望臻至顶峰，当时，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四人帮”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批评，更不敢见诸文字。在毛泽东去世前，对陈永贵和大寨，全国都是一片表扬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