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又提出一个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口号，宣布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极重要的发展阶段——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提出高指标的“七年计划(1959-1965)”。同时，他还把赶超美国的时间提前两年，要求在完成“七年计划”以后，再用五年时间，甚至更早一些时间，在绝对产量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跃居世界第一位。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10年内苏联将在人均方面超过美国，“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切都反映了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的主观盲动性。

在此以前，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都是超额完成计划，而在赫鲁晓夫主持下制定的这个“七年计划”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执行的结果表明:到1965年，除钢铁、原油、电完成计划外，其他许多产品，如煤、化肥、机床、水泥等都只完成计划的90％左右；轻工业和仪器工业都没有完成计划；农业生产就更糟了，谷物生产只完成计划的70％，肉类生产只完成计划的60％。

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给赫鲁晓夫戴上“独断专行”、“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帽子，解除了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从而把他“20年(1961-1980)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计划留给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了。

回望历史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赶超美国和毛泽东提出中国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后，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局面。赫鲁晓夫一面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一面在苏联也搞“冒进”；一面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一面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也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并没有实质矛盾。矛盾的关键在于，究竟谁的社会主义建设能走在前面，谁能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谁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真正掌握领导权。

在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决心向赫鲁晓夫公开宣战，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不仅批判了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异议的彭德怀等人，而且把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等材料印发与会代表，准备组织反击。毛泽东将赫鲁晓夫讲话材料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时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但后来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个问题上同赫鲁晓夫展开争论未必有利，因此毛泽东既没有专门写文章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中苏两党之间也没有进行公开争论，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成为后来两党、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以致最后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来源《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