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提出

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提出，受到苏联“赶超美国”口号的影响。1957年5月2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苏联于最近三四年内在肉类、牛奶、黄油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当时莫洛托夫坚决反对，认为加快增加肉类和牛奶的产量，会把整个生产计划打乱，吃亏的将是重工业。两个月后，在批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时，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赶超美国”口号成了他们的一大罪状。

在打倒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后，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提出全面赶超美国的口号，以振奋人心，赢得群众支持。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报告中正式提出15年内赶超美国的口号，说:“我们的计划工作人员的计算表明，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联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同时还宣称:“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

当时，正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的毛泽东，也不甘落后，先后两次会见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向他们调查英国的钢产量和发展前景，并于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英国的宏伟目标。他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先后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批评“反冒进”、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致使各省市区提出的生产指标一再加码，完成任务的时限一再压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国钢产量翻一番的决定，即从1957年的535万吨增加至1070万吨。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还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即在中国展开。

保加利亚向中国学习

苏联和中国分别提出赶超美国和英国的宏伟目标后，特别是中国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也试图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其中最积极的是保加利亚领导人。

1958年9月，以契尔文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契尔文科夫是原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妹夫，曾任保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二十大后在赫鲁晓夫强行推行的“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被免职，但仍保留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办翻译组的阎明复、朱瑞真参加了保议会代表团访华接待工作。契尔文科夫率团访华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形势，特别介绍了中国正在创办的人民公社。10月3日，刘少奇会见契尔文科夫谈到人民公社时说:“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我们准备把国家的仓库、商店、银行、加工工厂、学校都交给公社，加强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我们想，这样做两三年以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契尔文科夫率团访问了中国的一些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举国上下战天斗地、土法炼钢的场面，参观了亩产“千斤”皮棉的棉田和天津郊区亩产“5万斤”的稻田。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保议会代表团成员中少数人表示怀疑，多数人表示钦佩，说他们回到保加利亚后也要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确，他们回国后，保加利亚报刊立即开始宣传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接着，他们仿效中国的人民公社，开始扩大或合并集体农庄；增加重工业，特别是对黑色冶金工业的投资，实际上也是大炼钢铁。

赫鲁晓夫被吓了一跳

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初起时，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虽不赞成，但在表面上采取了既不称赞也不批评的态度。据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副处长库立克回忆，联络部有一个为苏共中央主席团起草建议的小组。这个小组研究了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扬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就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欺骗苏联人民；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而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就会走一条加深两党分裂的道路。起草建议小组最后一致认为，为了维护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要去注意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赞同。确实，直到1958年12月底，苏联的报刊和官方文件都很少提及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保持一种“沉默”的态度。

随着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开始担忧起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居住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的人所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

赫鲁晓夫确实害怕了，他还把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叫到莫斯科，要保加利亚立即停止“跃进”运动，否则不再向他们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