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戒严时代，是台湾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幕。荒唐年代自然有荒唐事，姑且不说台北曾经没有8路公共汽车，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马克·吐温成了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被禁，甚至连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也因为暗合毛泽东的词句，而被迫在台湾改成了《大漠英雄传》。在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地区像台湾那样背负如此沉重的包袱前行。

在那个年代，沉重只不过是荒诞的公共代价。而在这个前行的过程中，台湾的民生发展之艰难，无论对于今天的泛蓝阵营还是泛绿阵营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毕竟人们可以理解落后，却无法理解荒诞；人们可以允许沉默，却不能容忍噤声。人们甚至可以忍受一个向隅独泣的年代，却不能永久地浸泡在思念故国的泪水里。

解严，解除的并不是一个行政上或者司法上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解除一个地区民众心理和思想上的约束。从此，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才能有真正发展的可能。当年蒋经国能够决然解严，也正是看到了思想和心理的束缚已经成为台湾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台湾在走出戒严历史之后，才开始了两岸的正常往来。这时候的台湾，断然不能回到一个思想和声音重新沦丧的年代。

问题在于，当下台湾的现状正在重新浮现意识形态束缚的背影。当解除约束的受益者重新又拾起约束人们思想和心理的武器的时候，他们已经忘了一个时代的伤痛。在那个时代的背影里，有泪水、有鲜血也有生命的代价。而当这一切都还没有凝结的时候，今天的台湾政治，又在通过另一种“枪弹”和“刺刀”指向台湾民众的心灵深处。甚至连“解严”这个词，也成了政党互相攻击的武器，而不是共同纪念的关键词。

历史的多数意义都在于过去，但是历史存在的目的却是为了今天。台湾解严20年，不但解除了国民党的专制，也解除了人们思想的枷锁。但是历史证明，这种解除之后，却往往会产生一代空白。在解除束缚之后，社会必然要用新的阵痛，来实现秩序与合理。在填补空白的过程中，如果台湾的民众不能以一种清醒和理智的态度来面对今天的台湾政治，那么新的“思想戒严”又会通过“台独”分子重新侵占人们的公共空间。所谓政治乱象的恐怖程度，或许并不亚于“白色恐怖”下的暗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