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5日之前，我已经提前知道父亲经国先生即将宣布解严的消息，只是具体什么时候宣布并不知情。”蒋孝严向《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

时任台湾“外交部”外交次长的蒋孝严还为解严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国安法’要重新制定，我跟当时国安局的局长经常交换意见。”蒋孝严说，他当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美国方面很快了解到我们（台湾）这么大的改变，而美国的意见我要让他（蒋经国）知道”。

这位解严亲历者对于20年前他父亲的这个改变台湾历史的举动，自然有自己的一番解读。

“党内大老曾力阻解严”

《国际先驱导报》:据说你父亲做这么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国民党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是这样吗？

蒋孝严:当然，这是可以想见的。党内有些一些保守势力是反对的，包括几位大老，他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认为这个决定会引起很大的冲击，但经国先生还是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他不做决定，过了不到一年他就过世了，可能就没有人敢做决定，那整个台湾的发展、两岸的关系有可能就另当别论了。这是台湾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民进党认为，是因为他们的抗争才促使先父做这个决定，那他们错了。如果以先父当时的权力来讲，对付他们太容易了。

《国际先驱导报》:面对解严可能导致的社会失序，他当时有过担心吗？

蒋孝严:风险是绝对存在的。但他做这个决定，没有毫无任何风险的选择。我是认为，如果他把他那一任做完，而不是在1988年就过世的话，台湾的情况也会不一样。到时候接任的不一定是李登辉，只是我们现在很难从头走过。

我相信他做这个决定，肯定认为他的身体起码还可以再撑个几年，有这几年时间，他可以对台湾的形势作一个更好的调整，而不是像他过世以后所留下来的落差。因为这段落差而产生不同的结果，使得族群分裂，国民党内部问题重重，如果把他那一任做完，然后顺利地交棒，那台湾的情形应该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