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藏成了“政治犯”

今天，人们在有关资料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两个典型案例:

王志鹏，一个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报告，王志鹏就成了“叛乱犯”，被判刑5年。

柯旗化，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据说，罪证之一是他有一本《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

其实，今天为人们熟知的作家柏杨、李敖、陈映真，都曾经在戒严年代被捕入狱。知识分子、进步青年是当年“白色恐怖”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他们纷纷成了“政治犯”、“思想犯”。

龙应台引述过一组数据:仅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当局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龙应台说，当时所谓的“匪谍”里，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而被构陷的小市民。在贫穷的年代，台湾人均月薪是200元，而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常高达20万元。

1984年12月，台湾最后2个政治犯获得自由。他们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然后走向陌生的阳光。

“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戒严年代，带给台湾更多的是压抑和晦暗的社会紧张情绪。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新新浪潮电影中反映那个年代的作品里，几乎都有着类似的阴郁、低沉的影调。

1975年赴美留学的龙应台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美国同学知道我来自台湾就说‘你一定很会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觉得他问得很奇怪。我不会游泳，而且，台湾不会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渔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见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来，龙应台想明白了:“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里，台湾的海岸线不是海岸线而是警戒线。从14岁到23岁我住在一个渔村，当孩子们三五成群到海滩上去撒野的时候，总有荷枪的士兵来驱赶，枪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滩更是禁区，因为‘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戒严年代”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整个台湾社会沉陷在紧绷的禁忌氛围里。有这样的说法，现在看来耸人听闻:如果爱上某个女人，求爱失败可以去打小报告，指控她是“匪谍”，她马上就会遭殃。台湾社会当时就弥漫着这样肃杀的气氛，好像“匪谍”就在身边，每个人都担心害怕说错话而被人恶意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