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圆》还“生动”地描写了“战后，他逃亡到边远的小城的时候，她会千山万水的找了去，在昏黄的油灯影里重逢”的情景。与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到的完全一样，可知完全是写实。这种罪恶的行径，彻底暴露了这个女人已经不可救药地堕落为卖国附逆的罪人了!

因此，我想奉劝众多的张迷看清楚，所谓的“祖师奶奶”是这样的一个人!《小团圆》承认“她不但是败柳残花，还给蹂躏得成了残废”。我想还不只是在肉体上，更是在思想、灵魂上都已被敌伪“蹂躏得成了残废”!

我还想请教为张女士百般辩解、振振有词的理论家和学者们:面对《小团圆》这样的不打自招、自我暴露，你们怎样再来为她的“人品”辩解和吹捧呢?人，总是应该有一点良心吧?为人，总是应该有一条底线吧?

至于对炮制出“张爱玲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党员的慧眼发现、苦心扶持、多方揄扬而成名的”新神话的论者，我除了鄙视，还是鄙视。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道理非常简单，他说的那几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当时潜伏在日伪内部，公开的身份是汉奸，而且当时人人都认为他们是汉奸(这正表明他们潜伏得非常成功)。他们所办的是地地道道的敌伪刊物，而且当时人人都认为它们是敌伪刊物，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的秘密身份就改变了这些刊物的政治性质(不然他们早就暴露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交给他们的潜伏任务，也绝对不可能是“慧眼发现、苦心扶持、多方揄扬”张爱玲。可悲可嗤的是，这样的痴人说梦，自以为是大大地讨了张迷们的好，可是即使在骨灰级张迷中也没有几个人相信这种谎言。在所谓“张学”铺天盖地的“论文”、“专著”中也没见有什么人加以引用。而《小团圆》这回的“不打自招”，等于是掮了他一个大耳光!

至于对美国大学者夏志清高唱的“鲁迅的文品和人品都不如张爱玲”的体会，我就不想再多写了。

附:追记

我曾将此文改写成较短的文章投稿某报。一位编辑回信说:“大作已拜读。从文章表现出的逻辑性和文字水准，我的直觉告诉我:大作是一篇好文章。我的专业背景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对文学只有一般性的了解，我想请两位懂行的朋友帮助看看，如无原则性的问题，我这里当然极愿刊用。”但不久，该编辑回信说不用了(也就是说有了“原则性的问题”)。感谢该编辑同时附来了“两位懂行的朋友”的意见，让我有了难得的学习的大好机会。不敢独享，抄在下面供大家一起研究，同时也附上我的一些疑惑，敬请大家指教。

一位的意见比较简单:“看过了。这种看法并无新意，我最讨厌拿民族主义说张爱玲的事儿。”我不解的是:拙文的看法在当今的报纸上似乎不多见吧。照理说，“少”就意味着“新”啊!而捧张的论文、专著铺天盖地，为何倒有那么多“新意”呢?至于“拿民族主义说张爱玲的事儿”，拙文已说了。那也是鄙人受到金宏达的话的启发。我认为金先生说得对，而有金先生这样看法的人太少，有“新意”。不是说言论自由、人权平等吗?为什么你“最讨厌”，别人就不能发表了呢?

另一位写得较长，而且很有激情:“我的意见很明确，我强烈建议不登。文章对《小团圆》的评论是从一种极狭隘的政治角度(而且自认为是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论述的，称不上真正的文学评论，缺乏对文学作品性质的基本认知；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任何事件都有多重的维度，文学作品之价值就在于表现这种多重维度，而且伟大作品之伟大往往就在于从事件中升华出人性。……我以为《小团圆》是以个体性来体验战争，无可厚非，更何况其意并不在于论述战争和所谓的‘ 民族大义’。从个人感觉来说。这类文章是我极厌恶的一种大棒文风，有文革气息。个人以为，此文实在会有辱××报之品位。”我不解的是:既然是“多重维度 ”，为什么就不可以从政治角度来评说作品了呢?谁都是应该从“自认为是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论述的吧?难道可以从自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角度来论述?什么是“ 真正的文学评论”，太玄妙了，我也不想弄懂，我写的就算是“杂文”吧，为什么你一“极厌恶”别人就不能发表了?“伟大作品之伟大往往就在于从事件中升华出人性”，鄙人就正是从《小团圆》这个“伟大作品”中谈论张爱玲的“人性”的啊!

一个“最讨厌”，一个“极厌恶”，这两个评语鄙人倒很喜欢，并以为它正是拙文的价值所在，并更进一步以为已取得了杂文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