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窑洞要坍塌？！”我们几个男同志一边议论一边喊叫最上一孔窑洞内的女同志，她就是谌曼丽。曼丽听到我们紧张的喊声，身上披了一件翻毛大衣跑了出来。这时，那“唰唰唰”的声音更大更急，猛然听到“嘎嘣”一声，中窑内的灯随之熄灭了，支撑窑洞的主木梁断了，我们立即大喊“快走”。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转身的一刹那，崩塌的山土已冲压下来，我被完全地埋到土下。经跳崖逃得性命的人的呼喊，惊动了京剧研究院的同志们。他们抄起大生产时用的钁头、铁锨，提着马灯，从没路的地方拼命爬上山来救人。我的头因靠近斜坡埋得很浅，又没有被从上面滚下的大土块砸着，同志们很快就把我给刨了出来。我刚得救就告诉他们，在我身边不远还有两个人呢。同志们一听，又奋力把另外两个人从土下刨了出来。当时这两个人已经没有了呼吸，人们大声呼喊着他们的名字，并紧急为他们做人工呼吸，直到医院的大夫赶到现场，这才确证他们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牺牲的这两位都是有志有为的青年。他们一个叫张福兴，河南人，平时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很用功。另一位就是谌曼丽，是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大姐的干女儿。她是邓大姐带到延安来的，演话剧很有名。曼丽牺牲后，邓颖超大姐还专门找了曼丽的丈夫金紫光同志，表达自己极度的伤心和哀痛。

据我父亲1950年为姐姐所做的《烈士谌曼里传略》说，1946年1月，首次政协会议（指国民党时代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的时候，他接到邓妈妈写给他的一封信，说曼里和其他几个人在1945年10月31日夜在延安遭遇山崩而不幸牺牲，有关方面已为她开了追悼会并已安葬于延安郊区。邓妈妈还特别表达了她对曼里保护不力的自责和伤悲，同时也转告了周伯伯对失去曼里这样一个好女儿的惋惜。

周伯伯和邓妈妈不仅在姐姐牺牲时表示了他们的哀痛，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也没有忘记他们这个心爱的女儿。1953年5月，邓妈妈专门为姐姐做了一份简历，详述了姐姐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这份简历是邓妈妈的秘书陈楚平手录的，至今还在我的手中保存。

1960年4、5月间，周伯伯出访印度、尼泊尔和柬埔寨，中间有个在国内短暂停留的时间。周伯伯出访时邓妈妈并没有同行，但周伯伯到贵阳后特意相约邓妈妈来贵阳，并通知我父亲一起在贵阳省委招待所相会。这是三位“五四”运动时的老战友十几年以后的又一次相聚。他们在畅叙别后思念时也谈到了姐姐当年的不幸，表达了留存在他们心间的惋惜伤痛之情。

是年8月，周伯伯、邓妈妈邀请父亲、二姐曼蜀和我一起到北京中南海他们家中作客。我们一家父女三人在贵州省委统战部有关同志陪同下进京，周伯伯并于8月12日那天傍晚，在西花厅会见了我们父女三人。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难以忘怀的一天。快半个世纪过去了，周伯伯和邓妈妈那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永远挥之不去。

1963年，北京京剧团准备赴港演出。周伯伯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专门接见了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张君秋、裘盛荣、赵燕侠、肖甲等19人。陪同周伯伯接见的还有廖承志、夏衍等领导人。接见前，剧团领导向周伯伯一一介绍被接见人员。介绍刚结束，当时也在座的邓妈妈就问肖甲:“你就是和曼丽一起被窑洞埋下的肖甲吗？”当她听到肯定的回答后，还特意询问了肖甲那次被压后有没有留下后遗症。邓妈妈触景生情地又想到了她的女儿谌曼里，向人们表达着她们那无法割舍的母女情深。须知，当时我姐姐已去世18年了。时光荏苒，亲情却在牵挂中历久臻醇。

斗转星移，岁月匆匆。我的大姐谌曼里离开人世已经64个春秋寒暑了。64年前，姐姐因为赴华北解放区华北文艺工作团工作，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寄养在延安一位老乡家中。她牺牲后，周伯伯、邓妈妈和我父亲都曾多方寻找过她的这两个儿子，终因时局维艰，寻找未果。前些年我家人互相打听寻找，也未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现在，我们都已进入老年，我们的这两个小外甥今年也已是花甲之年的人了，你们安在？（谌曼玲 提供资料 秦九凤撰稿整理）

摘自《红岩春秋》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