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 难忘成长

大姐曼里成长的年代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不断的艰难岁月。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其扩张的野心，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自此，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特别是广大热血青少年，更是抑制不住一腔怒火，处于祖国西南边陲的贵州也概莫能外。许多青年都报名从军，志愿奔赴抗日前线，杀敌保国。曼里大姐当时虽只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但她在父母的影响下，也毅然走出校门，登上北去的汽车，来到当时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重庆。当时我父亲在贵州锦江谋生，知道爱女到了重庆，便立即赶到姐姐那里，将她送到设在重庆的涪陵野战医院，当了一名护工。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将士浴血抗敌，而后方一些贪官污吏不思报国，继续过着奢靡不堪的生活。曼里姐姐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不能容忍自己终日无所事事，便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相约几位女友登上轮船，沿江东下，来到离抗日前线较近的汉口，投奔到国民政府的102师，时任该师师长为柏辉章。

在柏师数月之后，台儿庄大战爆发，但中国军队在取得大捷后终因日寇势众，徐州失守。随后，日军移师西犯，上级调柏师前往迎战。战斗十分残酷，102师挡不住日军的凶蛮攻势，全师溃败。曼里大姐失去了部队保护，不得不夺门跑出。慌不择路，一直跑到了河南省开封市东南的杞县境内，徘徊在荒郊野外，饥寒交迫。所幸遇上102师的曹副官长，才将大姐他们带回汉口。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为长江局副书记。到1938年秋冬，南京、上海已相继失陷后，国民政府起初拟迁武汉，一时，武汉三镇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当时我的父亲正在武汉，他和周恩来很快就取得了联系，周伯伯聘我父亲为他的秘书，授予我父亲上校军衔。

父亲得知姐姐曼里在柏师的遭遇后颇为心疼，就找到她，把她直接带到周伯伯和邓妈妈那里。这时已是1939年的夏天了。周伯伯和邓妈妈一见我姐姐曼里身体健壮，聪明美丽，谈吐脱俗，就非常喜欢她，提出收曼里姐姐为义女。我姐姐和父亲也都欣然应允了周伯伯和邓妈妈的提议。这样，姐姐曼里就留在了周伯伯和邓妈妈的身边。

周伯伯、邓妈妈认了这么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儿后也十分高兴，邓妈妈把姐姐带到延安，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因姐姐积极进取，不断追求进步，不久就被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办的培训班，并在这个培训班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仅18岁。

1940年夏天，姐姐生了病，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还比较差，为怕病情加重而发生意外，周伯伯和邓妈妈安排曼里姐姐从延安转到重庆治病。这是姐姐和父母、周伯伯、邓妈妈一起团聚的几个月。这时的姐姐在我父亲眼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而是一个有着坚定理想和崇高信仰的成熟革命者了。

拳拳之心 芳熏文艺

1941年年初，蒋介石不顾国际形势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国共两党不断的摩擦纷争中，蒋介石下令改组国民政府军委会，免去了周恩来所兼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职。重庆的政治形势陡然恶化起来，周恩来伯伯一方面对当时南方局的同志进行气节教育，另一方面对当时在渝的大批共产党干部进行了悄悄地疏散。当时我父亲因我祖父去世，离开重庆到贵州奔丧;姐姐曼里就回到了延安，继续她的革命事业。

姐姐不仅酷爱学习，政治上不断进步，而且在延安这块革命圣地，她的艺术才华也得到了展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仅物质生活很艰苦，文化生活也十分匮乏。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华人华侨中的许多有志有为的青年奔赴延安，他们在政治上有了明确的方向，也希望在文化上有所享受和表现。姐姐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41年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之余，报名参加了延安业余剧团的演艺活动，那也是她从事文艺事业的开始。